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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派。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始于威廉 配第，发展于亚当 斯密，至大卫 李嘉图而登峰造极。在法国，始于布阿吉尔贝尔，中间有魁奈、杜尔哥，最后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例如，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规律。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所以，古典学派发展到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马克思说明了《资本论》的方法论。
总的来说，《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要真正掌握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是“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说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对于人们的种种议论，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别详细引证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这段评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三、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四、马克思特别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五、马克思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等等。对于考夫曼的上述评论，马克思满意地认为，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是马克思的首创。“就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马克思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针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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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什么是抽象呢？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历史背景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辉煌巨著，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峰。当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固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与复杂化。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广泛阅读和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深入研读了一千五百本以上的著作，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其余各卷在他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
　　马克思为写作这本书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为了完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施加的疯狂政治迫 害和一些流亡者败类散布的卑鄙的人身攻击，不顾个人和家庭的贫病交迫，夜以继日地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在185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 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
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对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同时吸收了黑格尔的辨证法方法，也受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圣西门等人的影响。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目的是：“用辨证的方法，经过批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找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为现代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此，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埋头钻研经济材料达12年。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公平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得到的报酬要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其剩余价值被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获得，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生产产品的社会化矛盾必然会导致周期性地经济危机发生。他力图揭示资本积累的过程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商品的流通和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中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和分裂，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会分道扬镳，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价值的分配方式，使经济学的发展符合法律和道德观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应该按照客观规律去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应该了解这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行事。商品生产要进行社会化，要有意识地控制商品生产，以使其达到最大的利用度。
《资本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教条，《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把握以下四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重要观点，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被忽视简单化了，如关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作为生产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关于多种财产权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观点等，这些观点的重要价值目前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进一步加以研究和阐释。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有一些与当时现实相符，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例如，《资本论》中讲作为世界货币的只能是贵金属货币，这符合当时的实际，目前金本位崩溃的条件下，美元等纸币也可充当世界货币，需要理论上予以阐明。
3.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的新任务，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与时俱进的新的探索与研究，作出科学的说明，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
4.需要力求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减少误解与错解。应当区分哪些是附加于马克思的甚至错解了的东西，特别是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论》的书目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 理论史。”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的分卷情况，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不尽相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译文校订工作，并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把《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整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它当作独立著作于1904年、1905年、1910年分三卷出版。现在仍把它作为 《资本论》的第四卷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但是，考茨基把它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平行的独立著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
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只是分卷和名称。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资本论》第二卷是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四卷是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资本论》中心突出，结构严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主要历史意义及贡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揭露了它的内在本质和矛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其基础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根据这一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资本论》以深沉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对资本主义及其辩护士进行了严厉的指控，是具有鲜明的党性的著作。马克思的思想武装了全体工人阶级，并在政治经济学上完成了 一个伟大的革命。全书所涉及的有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反映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因此，《资本论》也是一部天才的哲学著作，同时，以其对英国社会经济历史的高度概括又可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就这部书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意义，他不仅为19世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继承、被发扬光大。
　　《资本论》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
序言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1、商品 2、交换过程 3、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4、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5、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6、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7、剩余价值率 8、工作日
9、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0、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11、协作 1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3、机器和大工业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15、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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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 16、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第六篇 工资
17、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18、计时工资 19、计件工资 20、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21、简单再生产 22、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23、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24、所谓原始积累
25、现代殖民理论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序言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1、货币资本的循环 2、生产资本的循环 3、商品资本的循环 4、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5、流通时间 6、流通费用
第二篇 资本周转
7、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8、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9、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10、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11、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12、劳动期间 13、生产时间 14、流通时间
15、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16、可变资本的周转 17、剩余价值的流通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18、导言 19、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20、简单再生产 21、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序言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1、成本价格和利润 2、利润率 3、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4、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5、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6、价格变动的影响 7、补充说明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8、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9、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0、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11、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12、补充说明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13、规律本身 14、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15、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16、商品经营资本 17、商业利润 18、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19、货币经营资本 20、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21、生息资本 22、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23、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24、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25、信用和虚拟资本 26、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27、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28、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29、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30、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 31、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I(续) 32、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II(续完)
33、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34、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35、贵金属和汇兑率
36、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37、导论 38、级差地租：概论 39、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I) 40、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II)
41、级差地租II--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42、级差地租II--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43、级差地租II--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44、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45、绝对地租
46、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47、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48、三位一体的公式 49、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50、竞争的假象 51、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52、阶级
序言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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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其实爱情问题，也是极其简单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种抽象力主要是逻辑思维能力，是运用历史的、现实的和数量的逻辑进行分析的能力。缺乏这种抽象力的人，虽然下点苦功可以看懂资本论，但无法再前进一步。从而这种人要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要么是一个歪曲主义者。进一步地，虽然，数学好的人不是都能分析好经济问题，但数学水平还不如马克思的人，则根本没有资格分析经济问题。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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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这段话，就象是针对二十一世纪前及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统计和社会调查现状的。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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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现代庸俗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衍生物)中从人的所谓本性提出的理性人，实际上指的只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已，正因为人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关系下，才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的所谓理性的行为。撇开这种社会性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所谓的人的理性。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因此，我们不宜对一些政治人物秋后算帐，让他们个人对以前的阶级关系和利益下的冲突和牺牲等负责。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于是，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经济学变得让人不知所措。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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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第一章
商　　　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
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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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现代庸俗经济学用“效用”来解释这种需要和满足，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价值学说(这个学说是由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马克思进行了继承)，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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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969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今天的消费者面临同样的问题。】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未必都是实在的商品体，比如一顿美味的晚餐比一顿原材料相同但平淡无味的晚餐，就多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东西。因此，服务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只是“服务”这种“物”，在使用或消费的前后都不存在，而只在使用或消费的过程中存在并得到实现。而且“服务”这种使用价值的量不大容易计量，一般与它所作用的实在商品体的量有关。显然，炒两盘同样的菜所包含的服务的量是炒一盘同样的菜所包含的服务的量的两倍。由于使用价值才是构成一个社会的财富的物质内容，因此，股票市场的涨跌并不代表一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或减少。而且发明创造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发明创造增加物的有用性，也就增加了使用价值或使得使用价值的增加成为可能。象铁矿石和石油都是由于制铁和石化技术的出现而成为有(使用)价值的或更有(使用)价值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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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现代西方效用价值论用不同的商品对同一个消费者的效用替代关系来定义价值，只是站在有钱的社会寄生者的角度表达其对不同商品价值的看法，而无法解释为什么卖鸡蛋者肯按5元/公斤的价格卖出自己大量拥有的鸡蛋，并按4元/公斤的价格买入两根黄瓜，同时卖黄瓜者肯按4元/公斤的价格卖出自己大量拥有的黄瓜，并按5元/公斤的价格买入半公斤鸡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969年伦敦版第6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物的价值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由于交换是一个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因此交换价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中包含必然性。用马克思身后才发展起来的概率论的术语来说，一个商品或一个使用价值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换时，其交换价值是一个随机变量。但这个随机变量有一个确定的，并非偶然的和纯粹相对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就是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在下面谈到的就是这个期望交换价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百多年来，一直在结合人类在各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来发展他们那似是而非的理论，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却仍然只会用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进行研究，当然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得过时了。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即它只能由外部的别的东西来度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吨(这里原是一个英制单位，打印不出来，故用“吨”代替，以下同。)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吨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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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现代庸俗经济学用供求关系和效用来解释交换价值的形成。实际上供求关系和效用只能解释交换价值的随机部分，而不能解释交换价值内在的期望值。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之所以1夸特小麦=a吨铁，是因为这两者带给交易者的边际效用是相同的。由于边际效用纯属个人的主观感受，因此，如果市场上都按上式进行交易，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交易者的主观感受完全一致，用概率论的术语说，既然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是无限的或是可以无限细分的，因此，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为零，即它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如果我们观察到某个市场上的交易都在或大多数都在按同一等式进行交换时，效用论要么破产，要么需要假定存在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效用期望值，而分析这个期望值是如何存在的，就不得不回到劳动价值学说。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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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外部的别的东西来度量的，而商品的价值则是它本身单纯凝结的人类劳动，后文说明它是由所凝固的劳动时间来度量的。这两个价值的度量单位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的价值是相背离的。这个结论是《资本论》在后面的内容中表现出来的，这里为了使读者不致于陷入困惑而先提出来。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会有交换价值。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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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因此，两万个手工织布工人每人一小时个人劳动的社会劳动量，只相当于一万个蒸汽织布工人每人一小时个人劳动的社会劳动量。两万个手工织布工人的社会劳动力，只相当于一万个蒸汽织布工人的社会劳动力。在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劳动效率高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劳动效率几十倍的今天，从社会劳动来看，即使劳动密集型工业中使用十几倍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的(个人)劳动力，其实际的社会劳动力还不如资本密集型工业来得多，简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暂时解决失业问题的过渡手段，绝对不宜作为发展的方向。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3页)这样就消去了个别情况的随机性，而突显出其内在的期望值。】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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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有人说，猪是作为整体生产的，从而猪心和猪肝是同时生产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两者应当有相同的价值，但这两者实际上具有不同的价格(价值)，可见马克思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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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价值理论的破产。但是，按照这种逻辑，岂只是猪心和猪肝具有相同的生产时间，同一只猪身上的一斤肉与其它十斤肉也是同时生产的，于是，按照此人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一斤猪肉的价值应当与同一只猪的其它十斤肉的价值相同。有太多的人在那里声称马克思的理论不堪一击，但事情果真象他们所自以为的那么简单么？。假如猪是用一年的时间生产的，从而猪心、猪肝等都是在同样一年的时间里生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先用一年时间生产猪心、再用一年时间生产猪肝，从而我们一方面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生产整个猪，另一方面又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才生产了猪的一部分。正如猪身上的一斤肉与十斤肉是同时生产的，但实际上分配在一斤肉上的生产时间只是分配在十斤肉上的生产时间的十分之一。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曾经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八十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而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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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所谓物以稀为贵，是指尽管得到这个稀罕物所付出的劳动可能不多，比如是天下掉下来的，但要生产出这个稀罕物所需要的劳动量是很大的，否则人们很快就能生产很多这样的东西，它也就不稀罕了。在历史上，铝曾经因为生产技术的关系，比黄金还贵。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象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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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真正算在马克思头上的成绩之一。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假设10码麻布=W，则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如果在工厂实行“模拟市场核算”机制，工厂内部的产品也可以视为一种商品，或者更确切地，一种准商品。这种机制的好处在于，它能保证企业内部的效率不低于市场上的效率，而这本来是企业存在的理由之一。而且这种机制还赋予了每道工序中的工人以成本否决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对企业经理层权力的一种有效制约，从而国有企业中厂长与供应商勾结，高价低质购进原材料的那种做法将难以进行。但是，除非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这种做法是难以在国有企业中加以推广的。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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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这里有点矛盾，这最后一句话似乎是说，先有商品生产，而后才发展出社会分工。而前面则表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可能更好，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社会分工的表现。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维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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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但自然界并不为这些风力、水力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劳动产品。只有窃取了自然界的上层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才会象好莱坞大片中的外星生物或智能机器人那样，因为占有了自然力而有这样的要求。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与生产资料共同创造财富。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资本，(资本分为预付来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预付来购买劳动的可变资本。但由于现在资本家往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要指出的那样，并不预购劳动，而是让工人先提供(预付)劳动，再从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取出一部分来作为报酬支付给工人。即，资本家往往只需预付不变资本(单个资本家可以贷款或赊欠来一部分不变资本，但这些资本还是来自于资本家，货币资本家)，通过赊欠可变资本，进行生产。所以这里将代表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简称为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与劳动的人为脱节，反对有人通过垄断资本而不劳而获、骄奢淫逸；反对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为了获得与资本相结合的机会而被迫过着辛劳而悲惨的生活。有人认为，工人的工资是固定的，资本家的利润是不固定的。所以，资本家承担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而工人不承担风险，所以资本家应当获得与其所承担的风险相应的剥削收入。但是，一方面，资本家的所得大大超过他所承担的风险；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是预付的，同样存在风险。被拖欠和无端克扣工资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拖欠的工资即使发还也往往是不付利息的。至于最后工资完全泡汤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部分泡汤的就更多。即使有工资，有时还不够用来治疗职业病。而且资本家的风险是他自己造成的，由他自己负责；而工人的风险则是由资本家造成的，资本家反而应当因此对工人进行补偿。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末，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190节。这句话删掉最好，何必卖弄黑格尔，让人不明所以。】，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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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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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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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末，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依此类推。有人可能从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供求关系理论的角度认为，上衣的边际效用和价值是递减的。即两件上衣的价值量要小于一件上衣价值量的两倍。但这种情况中的价值实际上指的是交换价值，而且交换价值的这种边际递减，也只在特殊的供求关系情况下才出现。看完《资本论》就会理解这一点。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可见，效用与价值是两回事。效用并不能直接给价值定价。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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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这段话是说，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生产力提高了的今天，我们在拥有了更多的使用价值，比如更高性能的电脑和家用电器的同时，这些高使用价值在今天的价值，并不比以前低使用价值的同类产品，在以前的价值更高。这是因为，今天生产这些高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量不比以前生产那些低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量多。当然，那些低使用价值的产品在今天的价值要比高使用价值的产品的价值低。这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了变化，相当于过去10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人劳动时间，可能只相当于今天1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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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末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因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不能脱离商品经济，因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抽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量来分配，而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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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经济学中的数学与纯数学是有所不同的。在纯数学中，“=”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学中的“=”往往具有方向性。在经济学中，交换“=”左右两边的内容，可能会引出不同的经济含义，而且在涉及到时间的一些等式中，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两边的内容甚至是不可以相互交换的。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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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别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件上衣=20码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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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C4H8O2。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末，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C4H8O2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C4H8O2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
　　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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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第2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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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象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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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B当作陛下。
　　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性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象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象，正如两个鸡蛋相象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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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价值的材料。这就是货币的价格标准(不同于价值尺度)的由来，它代表价值体使用价值的量。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一般价值体被看作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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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I、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上衣的价值不变。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2件上衣，因为现在1件上衣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20码麻布的一半。注意，下文表明，麻布不是上衣的原料。如果麻布是上衣的原料，将会出现上衣的价值随其原料——麻布的价值的增加而增加的问题。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减低一半。这样，现在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可见，在商品B的价值不变时，商品A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A的价值成正比。
　　II、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末，20码麻布=2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B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我们把I、II类的各种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对价值的同样的量的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码麻布=1件上衣变为：1、20码麻布=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低一半；2、20码麻布=1/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增加一倍。
　　III、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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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什么变动，依旧是20码麻布=1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IV、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I、II、III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如果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末，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末，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10/50、10/100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理论中充斥着这种“机警”的把戏，就看你是否有能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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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是通过上衣没有取得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它自身具有价值，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那末，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当上衣这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当作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40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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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先定性后定量，定量只是由于能够定性。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抽象的价值要用具体的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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