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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故事集锦（十三）
引言：
众所周知，作文的素材非常重要，高分作文的内容绝对不是仅仅靠现场写作就能凭空编写出来的，而一定是对平时积累的素材的重新整合，归纳利用。
纵观历年高考作文，都需要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需要支撑观点的事实论据，这就需要平时大量的素材积累，中外古今的名人故事便是非常有用的素材之一，因此本期开始，整理一系列古代贤人志士的故事，以便丰富写作素材，为高分作文打下良好基础，供各位学子阅读参考。
本期为名人的政绩学问、廉洁之风，主要包括钱大昕和他的千秋之学、姚步瀛对联表心迹和廉吏崔衍等内容。
名人风采：
钱大昕和他的千秋之学
钱大昕，字晓徵，清代嘉定人（现上海市嘉定区），乾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嘉定建县源于南宋，起初还只是临海“小邑”，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文人学士之遗风。明清时期，随着“嘉定之学”兴起，声名逐渐远播。
钱大昕家风淳厚、家教甚严，祖父钱王炯常教训诂音韵，其父钱桂发则教诗赋。钱大昕不负长辈殷切期望，勤学苦读，潜心研究，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地理、金石等领域均有建树。
担任过多地乡试考官
钱大昕自小聪慧，两岁学习认字，五岁背诵经文，十八岁坐馆授徒，二十三岁时才气尽显，跻身“吴中七子”之列。
钱大昕复应童子试，得到内阁学士刘藻赞赏：“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这里提到的钱家、王家，一贫一富，似不可同日而语，但王鸣盛之父王尔达认定钱大昕会有大出息，便将小女儿许配给他。
乾隆皇帝多次巡幸江南，目的包括观民察吏、培植士族、蠲赋恩赏等。史书记载，钱大昕曾进献一篇诗赋，经过评选被定为“一等佳作”，从而获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报至，亲党皆喜过望。”
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考中进士，开始正式步入仕途，后历任右春坊右赞善、武英殿及功臣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等。
钱大昕还担任过山东、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的乡试考官。他对科举制弊端看得比较清楚，指一些读书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他还告诫“居官最忌二事”：在己则贪，在公家则聚敛。
钱大昕认为，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钱大昕“葆有清廉”的更多论述和事迹，现已被收入《沪上历代名人廉政故事》。
恬淡的心境 知足的情怀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钱大昕拥有恬淡的心境、知足的情怀，在困顿的时候不怨天尤人，在发达的时候也不自以为是。
钱大昕曾经历一场大病，几乎危及生命，幸得好友“吴生蒋源明医理”，早晚前来问诊，并得到家人的精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但不幸的是，三个月过后，钱大昕的妻子因操劳过度而离开人世。面对人生无常，他赋诗抒情，感叹“安心真是药，省事便成仙”。
48岁的时候，钱大昕丁忧居家。嘉庆三年，朝廷召钱大昕回朝为官，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以识分知足为怀”。
钱大昕辞官归田后，经常思索学问的真谛。正如其所言：“知富贵之有尽，不若文章之长留矣。”在经学、史学、金石、诗文等领域，著有《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唐书史臣表》《廿二史考异》等。
钱大昕还搜集了大量金石材料，每“得一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而后去”。他根据《田义起石浮图颂》和《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补充了《新唐书》中有关“兴国府”的记载。
钱大昕还鲜明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约束。曾有学生问：女子结婚之后，是否一定要“从一而终”？他的态度非常鲜明，认为“义合则留，不合则去”。这鲜明体现了钱大昕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超前理念。
“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
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钱大昕强调“学问乃千秋事”，治史应“不虚美，不隐恶为良”，要“用心正”“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
乾嘉年间，社会上空谈心性以及重经轻史现象较为严重。钱大昕则强调尊重史学的客观性，主张经史并重，倡导实事求是。
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受邀参与《鄞县志》编修工作。史书记载，他“与邑中硕学搜罗考订，冗者汰之，缺者补之，伪者正之”。
《鄞县志》一书考证确当、格式严谨，内容包括公署、金石、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等。该书引文均注明出处，体现了钱大昕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不愧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地方志。
《廿二史考异》系钱大昕毕生精力所聚，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水准、享有盛誉的史学巨著。他不仅校正史书的文字，还考订内容，尤其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慎考订。
《廿二史考异》作为钱大昕的代表性著述，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一起，被誉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其中，钱大昕尤其关注史家所论说的“三端”，即舆地、官制和氏族，校勘其中的错误，补全其中的疏漏。
钱大昕还重视不同版本的对校，尤其看重善本。他作《廿二史考异》时，将武英殿旧刊本作为底本，并与明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本十七史等不同版本进行比较。
钱大昕曾与纪晓岚同修《热河志》，时有“南钱北纪”之称。纪晓岚对钱大昕有很高的评价，直言“七子社只王、钱二公为实学，他皆依草附木耳”。大意是，在“吴中七子”中，只有钱大昕和王鸣盛最有实学。
钱大昕与纪晓岚、刘墉等人时常诗文唱和。一次聚会，刘墉记起他曾为一家理发店题过“整容堂”的堂名，但还没有书写门联，便请大家撰写门联。
钱大昕题曰：“不教白发催人老；喜春风满面生。”还有人写下“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等。经在场者评论，钱大昕的对联更有韵味，略胜一筹。
钱大昕致力于著述，并不是以此来博取荣誉和利益，而更在意直书历史，“以史传信”。他一再强调：“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正如同时代学者所评价的，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无愧于“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之盛誉。
姚步瀛对联表心迹
过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在古代，对联的使用场合更为广泛。对联这种文学样式广受欢迎，到清代达到鼎盛，很多文人以此抒情明志，并诞生了《楹联丛话》等专门研究对联的著作。
清朝同治年间，有一位叫姚步瀛的廉吏，虽然终身官阶不高，但他为官清正、为民造福，喜欢用对联的样式自警自省自励，人们称他为“对联廉吏”。
姚步瀛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淡如秋菊何妨瘦；清到梅花不畏寒。”此联据说是百姓劝他加衣时所答，他以秋菊、梅花自比，抓住了“淡”与“清”各自鲜明的特质，比花亦是在喻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如端人，独立凌冰霜”“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等咏菊名句，让菊花成为性情淡泊的坚贞之士的代表。而梅花自古为文人所喜爱，它以清丽的花姿、淡雅的幽香，彰显着不畏风雪，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姚步瀛认为，人淡如菊，瘦又何妨？人守节操，其性若梅。这一副对联就是他的内心独白，一个清廉刚正且不畏权贵的干练官吏形象如在眼前。
淡泊名利、从容沉静是姚步瀛的性格特点，从他的一副副对联中能够体现。他身居县衙，将一方治理得安居乐业、清平无事，他撰联道：“宦海浮沉容吏隐，官衙清净似僧寮。”此联初读有看破红尘之意，不以追逐升迁为目的，实则是反映了古人对善政的理解，孔子有“必也无讼”的理念，姚步瀛也认为治下无争无讼才好。
姚步瀛爱读书、善读书，一方面从经典中汲取修身营养，一方面时刻提醒自己清廉戒欲，他有一联真诚平实、富有哲理，“慈惠戒优容，总在诚心行实政；利名都摆脱，本来廉吏即真儒。”此联用语沉着、言简意赅，上联言为政，下联言养性，将“诚心”与“实政”，“廉吏”与“真儒”关联起来，让我们感受到堂堂正正行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为官者应以为民谋福祉作为第一要事，品读姚步瀛的对联，在字里行间时常流露爱民情怀。“举动即愆尤，常恐己过不闻，获戾于朝廷百姓；官民多壅隔，安得下情上达，推恩如父子一家。”这是一副自省联，他担心本人有过错而不自知，使百姓受到骚扰伤害，于是在下联进一步思考，要想促进官民交流，就要像一家人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姚步瀛此联由肺腑而出、不假藻饰，既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又有深沉的自我告诫、自我约束之意。
姚步瀛还写过一副较长的流水对，“尔室有青天，只此一片冰心，夜夜焚香盟上帝；群黎皆赤子，唯余满腔热血，时时洒泪到吾民。”一片冰心、惟天可表，黎民为亲、剖肝沥胆，这一副联字字真情，其誓言日月可鉴。
“百里才疏勤补拙；一官俸薄俭能廉。”姚步瀛生性勤俭，为政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在造福百姓上“知不足”，生活上不慕奢华、俭以养德，在简朴度日上“肯知足”，两方面都呈现了很高的精神追求，正如他作的那副短联，“池小堪留月；亭虚不碍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而一颗廉心已胜过千金。
廉吏崔衍
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修德养廉教育基地里，灵宝古代廉吏、唐代虢州刺史崔衍为民请命减轻赋税的故事引发前来学习的党员干部的关注称赞。
一位距今千年的古代官员，其人其事为何能流传千年，令人称道？此事，还得从唐朝说起。崔衍，唐天宝末年以明经科登第，调任富平尉，后调任清源县令，勉励老百姓耕田，让流亡的百姓归附，因此得到推荐，调任美原县。崔衍与灵宝的渊源，则是因为后来崔衍任虢州刺史。
唐贞观八年（634年），虢州移治弘农县（即今河南灵宝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西部灵宝和栾川以西、伏牛山以北地。崔衍任虢州刺史时，看到虢州赋税要比周边两州重好多倍。华州、陕州的青苗钱只交收成的十分之二，虢州却高达十分之七。崔衍给朝廷上书，请求减轻虢州百姓赋税。当时宰相裴延龄兼任度支，正极力聚敛钱财，便以威胁的口吻对崔衍说，以前的刺史都没有说虢州百姓赋税重，你可不要自寻麻烦。崔衍不听，再次上书，陈述本州民众困窘的情形：“我看到近来诸郡议论民生，弊病在于官吏不为百姓向上陈述请求，不反映真实情况，不在于朝廷不减免。只有因不说明真情而受谴责的，没有说明情况反而获罪的。朝廷选拔臣治理大郡，委派臣抚恤疲困的民众，臣所以不敢瞻前顾后而苟活自安，斗胆陈情，希望朝廷明察。”唐德宗看了崔衍的奏章，因为他是出于公心，于是下诏减免虢州赋税。此后，崔衍屡获朝廷重用。
崔衍以百姓为重、崇俭尚廉、讲操守重气节，源于他自幼受到的优良家风熏陶。崔衍的父亲崔伦为唐代宗时的名臣。史载崔伦有孝行，“居父丧，跣护柩行千里，道路为流涕，庐冢弥年。服除，及进士第，历吏部员外郎。”崔伦光着脚护送父亲的灵柩，千里扶丧，感动得路人为之流涕。安史之乱时，崔伦陷于贼营，但他拒做伪官，还让子弟偷偷将贼营情况报告给唐朝官军，在战后他因忠诚而得到举荐。
《新唐书·崔衍传》记载，崔衍生活简朴，敬畏法律，家无侍妾，俸禄经常接济给亲族。崔衍去世时69岁，家里穷得不能举办丧事，于是向朝廷上奏，朝廷赏赐300段布帛以及粮食助办丧事，赠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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