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共30张PPT)
学习女烈士胡其芬的故事
汇报人：XXX
汇报时间：20XX
革命女烈士胡其芬
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有这样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是深受周恩来赏识的文学女青年，也是具有多重身份的“伪装者”。
她靠着她的沉稳灵活和出色的自身素质，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她是最忠诚、最坚强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她就是胡其芬。
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的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
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业别：政，服务处所：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宇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化名“吉祥”的人给狱外地下党写了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
“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这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帮助革命同胞转移，自己被捕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做英语家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江北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其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安全起见，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
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们，她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渣滓洞监狱。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保存在何公馆里的一些文件和《挺进报》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当胡其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羊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喆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撒向她。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约定与老黎碰头。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其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听、记录新华社广播的新闻稿。
胡其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较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其芬来说，只不过是转换了一个战场。
“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胡其芬被捕
1919年农历三月二十六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胡其芬的母亲肖石纯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的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
然而国民党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慢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磕儿。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让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营”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分调到延安，担任秘书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在想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后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风运动中的大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做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系群众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胡其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理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
革命形势越加严峻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还每天都挤出些时间为这两份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女共产党员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被叛徒出卖，胡其芬意外被捕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与胡其芬接上了组织关系。三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其芬、李玉钮、林琼三人组成，胡其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其芬不得不另谋一份公开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刘国结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公馆做英语家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喆，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严刑拷打仍不吐露只言片语
又一个“共匪”重犯落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软硬不吃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做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员面前只能泄气。
在渣滓洞监狱内仍然积极开展特殊革命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
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仁找到堂兄的事。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第二天，刘石仁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仁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刘石仁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托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仁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给监狱里的政治犯送日用品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仁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张坤壁代替她与刘石仁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仁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仁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仁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况淑华。
胡其芬她们通过黄茂才也送信给在重庆大学的况淑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心中有信仰，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锄她的身体，却禁错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意儿活跃气氛。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
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放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利更加充满信心。
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
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叛徒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认前便有了思想准备。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她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晚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铐。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的热情帮助，使其终生难忘。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监狱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后来她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尾写道：“主啊，请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利用，只好作罢了。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仁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仁，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仁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个戴上小白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
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并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娅”。她哪里想得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实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59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在敌人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地下党组织准备实施大营救的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在牢房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音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成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像胡其芬这样顽强不屈的斗士还有许多许多。他们身处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面临的是惨无人道的折磨与伤害，但他们从未屈服，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心中惦记的始终是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这份初心，这份使命感，这份对于理想、国家、人民的忠诚。
习总书记谆谆教诲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应当寻找初心，牢记初心，保持初心，为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学习女烈士胡其芬的故事
汇报人：XXX
汇报时间：20XX

展开更多......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