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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专题教学设计素材笔记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
高中历史教学的教学目标在新课程标准中的变化由之前人教版教材的三维目标整合转变为统编版教材的核心素养。
高中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
唯物史观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和规律，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我国初高中历史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史观理论和方法。也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才能对历史有全面、客观的正确认识。
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历史文明过程的基础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3）.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以此来批判神学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历史观）
（4）.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时空观念
历史发展过程是基于时间和空间两条维度构建的客观事实过程，所以时空观念强调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和分析。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要将教学内容涉及到的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下分析，把握历史脉络。同时要理解不同时空背景下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连续性及因果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对事实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3. 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是指能够让学生具备搜集、辨析和运用不同类型的史料（文献、实物、图像等），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形成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历史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有着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历史学科教学必须使学生掌握史料实证的方法，只有基于这样的基础，文科生才能在历史理解和解释方面才能够保持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论述历史，评价历史作出结论时，才能够做到论从史出
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唯物史观为准绳，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的态度、能力和方法。历史事件、人物往往很复杂，具有多面性，同时历史又具备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特征，所以对历史进行认识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如此才能更加客观的对历史进行叙述和评价。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理解不同历史解释的立场、视角差异，培养批判性思维，求真，求知，求智。
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学习历史应该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观，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基于高中历史学科对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和标准，高中历史学科所要实现的课程教学目标有如下几点：
1．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包括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理解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能够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能够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的学习与探究中，并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
2．知道特定的史事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知道划分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多种方式，并能够运用这些方式叙述过去；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能够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在认识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
3．知道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掌握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能够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和对史料作者意图的认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实证意识；能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
4．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知道对同一历史事物会有不同解释，并能对各种历史解释加以辨析和价值判断；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能够认识历史解释的重要性，学会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能够客观评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5．在树立正确历史观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正确的国家观；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正确的民族观，具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了解并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树立正确的文化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程目标实质就是对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训练提出具体内容和目标要求，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在高中历史学科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师始终要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落实贯彻课程教学目标。
而在具体应试中，在所有试题类型中，小论文题型是最能够体现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能力和教师课程目标落实程度的题型。小论文题型模式一般为通过给出材料，让学生通过材料确定材料的主题，然后通过特定的角度，提炼确定自己的观点，然后根据材料内容和自己所学知识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阐释和论述。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具备材料分析，理解，运用的能力。在选择立题角度时，可以考察学生对历史认识具不具备多元化的视角，其次观点表达的价值观一定要正确。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学生能不能够做到用较为丰富的历史史实去支撑自己的论点，能不能够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等都体现出学生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水平。
基于上文的说明，小论文题型具体的应试技巧可以归纳总结如下：
标准的小论文题型一般为通过材料提炼信息，确定一个主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展开论述。对于这种小论文我们一般主张格式采用三段论。格式呈现具体如下：
论题（观点）：*********（此处需注意，观点一定是一个具备完整逻辑表达的语句，不能用短句或词语来代替，观点表达尽可能简洁凝炼，不要用修饰语。观点的表达在价值观立意上一定要健康，正确。可以为了追求观点的独特而标新立异，但是不能出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错误。）
论述（论证）：********（论述过程中，要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考生为了充分体现自己的知识能力，可以在论述的过程中原则三条以上的史实来支撑论证，这样论据就会更充分，论述也会显得更饱满，也有利于体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此外在论述时为了体现层次性和逻辑性，考生行尽量使用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类似于这样的逻辑关键词来衔接论述，而不要用圈圈数字符号来代替。视角要多元，评价要客观，尽可能的避免单一视角论述（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论述过程中，不要出现史实性错误。）
综上所述：********（结尾点题，做到首尾呼应，使论证的逻辑更为完整，也可以把末尾的结论语句缀在正文论述的末尾，不另起一段，但是必须要有明显的逻辑连接词，让老师能清楚地明白最后一句是结论语句）。
除了这种题型以外，小论文题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先让你在材料中选择某一个或几个信息点再确定主题提出观点。往往这样的论述题会给出好几个材料信息，而不同的材料信息则体现与大主题相关的不同的角度。所以先选择材料信息也就往往意味着论述的时候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定的，所以考生在论述时因为角度比较单一，所以论述就应该更加细腻。此外在格式上，在表述观点之前，需要向阅卷老师说明你选择的材料信息（角度）。
二、史观，史料、史学研究方法问题
史观是指人们认识和解释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是指导历史研究、分析历史事件与现象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不同的史观决定了人们对历史因果关系，发展规律、价值判断的不同理解。所以正确科学的历史史观的建立和多元史观对于历史学科教学具有重要地位。
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的史观有唯物史观，民族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在建立正确史观的过程中还要培养学生对错误史观和错误史学理论的批判能力，比如对西方中心论之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英雄决定论等错误史学理论和史观能够分析出它们的局限性和错误。
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所依据的核心史观，唯物史观世界是人类历史社会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人类历史的认识是由表及里，逐渐深化的，要透过历史的纷杂表象认识历史的本质。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核心理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
民族史观：以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核心内容，强调民族的语言，文化，血缘等特征对历史进程的塑造。以此来构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站在民族史观角度看中国史，中国历史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民族史观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以及优越性，在中国近代史阶段，民族史观还强调中华民族对外来压迫的抗争，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文明史观：将世界不同区域，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都视作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世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多元的，所以我们高中历史教育要以一种多元的历史文明观，平等的对待不同区域文明，尊重包容其他文明，也更加适合历史比较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对学生的文明观塑造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主义，避免完全以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唯心主义史观去审视其他区域文明。
全球史观：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连接成为了一个整体，西方国家将世界其他地方都纳入了自己的殖民体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由此开始。所以在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学习的过程中，必须以全球史观的视角作为补充，从而更全面的理解历史发展的史实和联系。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在基于近代民族史观的基础上理解中国整个近代反殖民侵略，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内部动力外，还要看到世界外部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必须拥有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视角。
现代化史观：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就是世界和中国实现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西方国家发动了对于殖民地地区的扩张和侵略。而广大的亚非拉则沦为了殖民地，国家主权沦丧，民族危机加深。但是这一过程也使得亚非拉地区古老的国家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艰难的开启了进现代化进程。政治上民主取代专制，经济上工商业经济瓦解自然经济，推动社会生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臣民文化意识被公民文化意识取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这一层面来讲近代史即是广大亚非拉殖民地的屈辱史同时也是转型史。
环境史观：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研究历史，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环境史观角度在初高中历史历史教学中不会普遍应用，但在局部内容上依然会有所涉及和体现。比如在分析中国古代出现的三次民族交融浪潮时，从环境气候角度分析其原因。在讲解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可以以环境史观角度分析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影响，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等也可以借助环境史观的角度来理解和讲述。
错误的唯心主义史观和史学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史观：是一种以欧洲或西方文明为历史发展核心的史观与价值观体系，认为西方文化、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普遍优越性，并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视为对西方的模仿或偏离。它长期主导全球历史叙述，但在20世纪后受到后殖民主义、全球史观等理论的激烈批判。也是我们历史学科教学极力要批判的一种历史观和史学理论。
英雄史观：是一种强调杰出个体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史观，认为英雄人物的意志、能力或行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它将历史视为伟大人物的舞台，常聚焦于帝王将相、思想家、军事领袖等个体的影响力，而相对忽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或群众力量的作用。我们的历史学科教学主流叙述是人民创造历史，更加强调人民群体的作用和影响。所以英雄史观可以作为历史教学过程中具体问题分析的一些点缀，但不可喧兵夺主，否定人民史观。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认为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自然资源等）对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形态及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理论。它强调自然条件对人类活动的根本性制约，常被用于解释不同文明的兴衰、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技术发展的路径。该理论有重大的局限性，自然地理气候确实是可以影响历史文明发展的因素，但除此之外，塑造历史文明发展过程还有其他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太过于绝对，也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要纠正的错误史学理论观点。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材料，指能够反映过去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痕迹和记录。它们是历史学家还原历史真相、构建历史叙述的重要依据。以下从史料的定义、分类、应用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
一、史料的定义与核心价值
1. 定义：
史料是过去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原始证据，包括文字记录、实物遗存、口述传统、图像影像等。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资料。
2. 核心价值：
还原历史：通过碎片化信息拼凑过去的社会面貌。
验证假说：为历史理论（如史观）提供实证支撑。
修正认知：新史料的发现可能颠覆传统历史叙述。
二、史料的分类
1. 按来源与真实性划分
一手史料（直接史料）：产生于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原始记录，未经后人加工。
特点：真实性较高，但可能存在主观性（如日记、档案、出土文物）。
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后人通过转述、整理或研究一手史料形成的材料。
特点：信息经过筛选或解释，可能带有作者立场。
2. 按形式划分
文献史料：文字记录，包括官方档案、私人著述、报刊、碑刻等。
实物史料：考古发现的遗物、遗址、建筑等物质遗存。
口述史料：通过口头传承的记忆或访谈记录。
图像与影像史料 ：绘画、照片、纪录片等视觉材料。
数字史料：电子化的档案、数据库、社交媒体记录（新兴类型）。
三、史料的收集与鉴别
1. 收集原则
全面性：多类型史料互补（如文献与考古证据结合）。这是史料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避免孤证不立，也可以多重史料互相映证，才能更好的反映历史的多面性和客观性，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
批判性：关注史料的来源、作者背景与创作目的。尤其是文献史料，会带有一定程度的记录者的主观性，通过剥离史料当中记录者的主观色彩，才能更好的接近历史的客观面貌。
对比验证：通过不同史料互相交叉印证，减少片面性，选择多角度，多类型的史料进行对比印证，可以避免历史认识过去简单化和片面化。
2. 史料鉴别方法：
外部考证：判断史料的真伪与年代。（通过碳14测年法鉴定文物年代，通过笔迹鉴定判断书信真伪。）
内部考证：分析史料内容的可信度与矛盾。（比对《旧唐书》与《新唐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差异，结合其他史料推断真相。）
四、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1. 支撑史观
唯物史观：比如依赖经济统计数据、生产工具实物等，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而论证社会形态。
后现代史观：关注边缘群体的日记、民间传说等“非主流”史料。颠覆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史观，更加注重平民视角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非主流史料也更加更加注重记录政治以外的其内容，对认识历史社会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和方法。
重构历史细节
比如通过敦煌文书的借贷契约，还原唐代民间经济生活。再比如通过甲午战争时期的日军作战日志，补充中方文献的缺失。
3. 修正传统叙事
比如通过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推翻“商朝为传说”的观点。再比如通过黑奴贸易的口述史料揭露殖民历史的残酷性。
五、史料的局限与注意事项
1. 局限性
不完整性：大量史料因战乱、自然损毁或人为销毁而流失。
主观性：史料可能被权力、意识形态或个体立场扭曲（如帝王“起居注”的美化中国传统史学有为尊者讳的传统）。
时代局限：古代史料记录主要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常忽略底层民众、女性等群体的声音。
使用建议
多源互证：避免依赖单一史料下结论。
结合史观：明确史料服务于何种历史解释框架。
动态更新：随着考古发现和技术进步（如DNA分析），重新评估既有史料。
六、经典案例：史料如何改变历史认知
马王堆汉墓帛书：修正对汉代医学、哲学的认识。
死海古卷：颠覆对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理解。
广岛核爆幸存者口述：补充官方档案中缺失的平民视角。
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学者在探究、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时所采用的一系列系统性手段与路径。它既包括传统考证技术，也涵盖现代跨学科工具，核心目标是基于史料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以下从方法论体系、具体方法、研究步骤及注意事项等方面展开阐述：
一、史学研究方法论体系
1. 实证主义方法
核心：强调“无史料则无历史”，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追求客观事实。
代表：兰克学派（“如实直书”），中国乾嘉考据学。
特点：注重文献校勘、版本比对、年代鉴定等基础工作。
解释学方法
核心：认为历史研究是研究者与史料的“对话”，需结合历史语境理解文本意义。
代表：柯林武德（“重演历史思想”）、伽达默尔（诠释学）。
应用：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思想观念变迁。
3. 批判理论方法
核心：揭露历史书写中的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操控，关注被压抑的群体声音。
代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例：重审殖民档案中的“他者”叙事，挖掘女性历史贡献。
二、具体研究方法分类
1. 传统考据法
文献校勘：对比不同版本文献，修正传抄错误（如《史记》不同刻本的对校）。
训诂学：解析古代文字语义（如甲骨文、简帛文字释读）。
年代学：确定事件时间线（如通过历法推算武王伐纣年份）。
2. 实证分析法
定量研究：统计经济数据、人口变化等（如明清赋税档案的数字化分析）。
田野调查：实地考察遗址、碑刻（如敦煌石窟题记的抄录与解读）。
考古学方法：结合出土文物与文献互证（如二里头遗址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3. 比较研究法
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对比（如唐宋与阿拉伯帝国的科技交流）。
纵向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如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变迁）。
跨文化比较：分析相似现象的文化差异（如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
4. 跨学科方法
历史心理学：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如希特勒的成长经历与决策关联）。
环境史方法：结合气候数据与历史事件（如小冰期与明末农民起义）。
数字人文：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文本挖掘技术分析大数据（如《四库全书》词频统计）。
5. 叙事与结构分析法
叙事史学：通过故事化表达重构历史场景（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结构分析：探索社会深层制度（如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理论）。
三、史学研究的基本步骤
1. 选题与问题意识：确定研究方向（如“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提出核心问题（如“经济繁荣如何影响文化转型？”）。
2. 史料收集与整理：穷尽相关史料（文献、实物、图像等），建立分类数据库。
3. 考证与辨伪：鉴别史料真伪（如《李秀成自述》是否被清廷篡改），排除无效信息。
4. 分析与解释：运用史观与方法论（如唯物史观分析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塑造）。
5. 综合与验证：多角度交叉验证（如比较官修《明史》与朝鲜《李朝实录》对万历朝记载的差异）。
6. 成果呈现：撰写论文/专著，逻辑严密地展现论证过程。
四、现代技术对方法的革新
1.数字工具：数据库检索（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本挖掘（分析历史文献关键词分布）。
2. 科学检测：碳14测年、DNA分析（如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基因交流研究）。
3.可视化呈现：历史地图动态演示（如丝绸之路贸易路线演变）、3D遗址重建。
五、注意事项与常见误区
1. 避免“以论带史”，先预设结论再选择性使用史料（如为证明“专制停滞论”刻意忽略明清经济活力证据）。
2. 警惕史料偏见，官方史料常忽视底层视角（如正史中农民起义多称“匪乱”）。
3. 平衡宏观与微观，避免过度碎片化（后现代史学风险）或空泛宏大叙事（传统史观局限）。
4. 伦理问题，口述史涉及隐私保护，考古发掘需尊重文化遗产。
封建制度的释义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理论将人类历史社会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形态演进，进而导致的上层建筑形态的不同，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时预言了人类历史社会和文明的终极形态为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也一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也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主要依循的科学理论基础。从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和方法出发，才能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及文明发展进程有最科学，最客观，最真实的认识。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比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阶段的划分该如何界定，至今史学界没有统一的定论。
在初高中历史学科教育中，教材所采用的主流观点是中国自春秋战国进入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中国沦为两半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封建社会性质才最终结束。新编统编版教材也是采用这一观点，但是统编版教材相较于之前的人教版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出现了重大变化，改变了人教版关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作为活动探讨课的做法，编入正课，成为《中外历史纲要》下册中的重点内容。我们一线老师在实践教学中还涉及到中国西周时期分封制和欧洲中世纪封君封臣制被表述为封建制度，以及中国古代和欧洲封建经济，封建生产关系对比等一系列的专业教学问题。所以极有必要对封建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封建经济等概念做一个梳理和界定，以便教学。
马克思主义认为，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处于奴隶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自然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地主（领主）对土地和农民的剥削生产关系为核心，基于此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社会统一体（即封建社会是封建经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统一）。
所以界定封建社会就必须首先从封建经济层面解读，封建经济是指以自然农业经济主导进而形成的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封建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所以封建生产关系就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封建地租赋税制度。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看，封建经济可以分为封建领主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封建小农经济。根据不同封建经济形态进而形成不同的生产依附关系，比如农奴和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自耕农和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契约关系。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封建制度包括了西欧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以封建庄园经济为基础），西周的分封制（以封建井田制经济为基础），君主专制制度（以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为基础，马克思把这种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称之为亚细亚封建结构）
从文化从文化层面来讲，封建思想文化包括了西欧基督教神权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礼乐文化。下面我们就对这些不同的历史名词概念做出解释。
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
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是马克思封建社会理论主要的客观历史参考对象，西欧的封建制度包括了政治上的封君封臣制，经济上的庄园制（领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教权王权二元制。封君封臣制是一种基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封君和封臣之间互相负有权利和义务，所以封君封臣制度的传统习惯是以王权有限原则为特征的，西欧中世纪封建王国没有强大的君主集权，王国的权力结构呈现出向下分散的特点，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行政，赋税，司法的独立性。封君封臣制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政治。
庄园经济是西欧中世纪的主要经济生产模式，贵族领主在自己的庄园内部享有行政权，司法权，赋税权，贵族还可以依托自己的庄园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领主和农奴形成依附关系，农奴向领主承担劳役以换取份地，或者承担实物地租。庄园内部还具有手工业作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所以庄园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生产单元，还是一个政治单元。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渗透进庄园经济，庄园内部货币地租就逐渐取代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走向瓦解。国家集权和君主集权的趋势出现，西欧社会开始转型，孕育了民族主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教权王权二元制结构，使基督教成为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教权和王权是既对立又共生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西欧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基督教承担西欧社会的教化功能，对维护西欧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禁锢在神权统治的枷锁中。
以上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华方面的特征。下面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分析。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封建社会一定首先是由封建经济来决定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都是封建经济的衍生产物。按照封建经济的定义，先秦时期的井田制经济，秦统一以后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它们都属于以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自然经济，存在领主（地主）和农民（佃农）对立的剥削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同，所以生产关系之中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同。井田制经济，是农民和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归贵族世袭继承。小农经济是农民和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国家掌握土地，授予百姓，百姓向国家承担赋税，为了稳定这种生产关系，国家会采用编户齐民的方式强化对百姓的控制以此来建立国家赋税体系。地主经济是农民（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中唐以前）或者契约依附关系（中唐以后）。地主经济是因为土地被高度垄断而私有化进而形成的一种封建经济形式，其动力机制源自于土地兼并。两汉魏晋以来的地主经济（田庄经济），地主和佃户之间有很强的人身依附，两宋以来的租佃经济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契约依附。这是因为两宋商品经济发达，市场交易自由程度提高，土地也可以被作为交易买卖对象所导致。元明清三朝的封建农业经济就主要以小农经济和地主租佃经济为主。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比较复杂，如果按照西欧的社会的标准看，中国最接近封建政治制度的应该是分封制（封邦建国），国家权力结构呈现一种分散下移的结构，层层分封。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地方自治特征。但分封制和封君封臣制相比还是有所不同，中国的分封制，周天子与诸侯之间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宗法伦理关系。春秋战国，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封建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封建政治制度也发生变化，国家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趋势开始出现，秦统一六国后正式确立这一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所以中国秦到清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属不属于封建政治制度的范畴呢？这种制度和分封制，封君封臣制从国家权力结构上来讲截然不同，从结构上来讲，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国家权力自下而上走向集中而非向下分散，并且国家的治理不再依靠世袭贵族，而是职业官僚。那这种制度算不算封建政治制度？如果算，显然它和西欧的封建制度明显有所区别。如果不算，这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形态又是封建经济，那么它就应该是封建政治制度。故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如果特指分封制或者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就无法在逻辑上实现自洽。
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截断，西欧出现了主权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国家集权和和，君主集权，官僚政治的趋势同样出现，只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被代议制民主制度代替。所以我们可以说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同样也出现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强化，只不过它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而存在的，可以把它看作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种演化形态。那么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可不可以也可以看作是封建制度的演化形态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只不过在中国这种演化后的政治制度成为了中国封建历史中的主流政治体制，而非象西方一样只是一个过渡形态。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结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封建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东西方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但封建社会或者封建文明形态在具体表现上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并不一致。所以西欧的封建社会或封建文明也只能作为一种区域文明来看待。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或封建文明自西周就开始进入，只不过在春秋战国演化为另一种模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主要形态。
中国的封建文化自然而然就是由中国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共同塑造的礼乐文化。儒家学派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后，中国的礼乐文化就主要依托于正统化后的儒家学说。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都城）的变迁问题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发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考古挖掘，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即古文化遗存分布广泛。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都分布了具有中心区域的文化遗存。但同时，不同中心区域的文化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交流。正是在这种交流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塑造过程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中心区域文明的辐射力以及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使中国以黄河中下游区域为核心，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当国家产生之后，王朝必定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心（都城）的演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夏商周是中国国家文明的早期阶段，夏朝的都城在今天河南偃师二里头，商朝初期都城迁移频繁，后期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周建立后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三代都城基本上都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自东向西的迁移。三代都属青铜文明阶段，所以后世考古在三代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在城市布局中具有相当规模的青铜生产作坊，从其规模可以分析出当时青铜生产铸造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中国早期农耕经济生产的中心区域，国家都城设于此处，可以最大程度的得到农业经济生产的供给，更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商朝初期都城频繁迁移可能和商部落同时经营游牧经济有关，而最终定居则意味着部落彻底的农耕化。周人将都城定于关中，说明关中的农耕经济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平和规模，中国的农耕经济正从核心地带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向中上游扩张，而其扩张的方向大致向西，向北延伸至农牧交错地带。农耕经济向这些地方的扩张伴随着分封礼乐文化在这些地方的扩张。所以三代严防华夷之辨，但是通过农耕经济层面的影响显然使文化层面出现了以夏变夷的文化交融趋势。这就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奠定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基础。
夏阳城 （图1） 商殷（图2）
西周镐京（图3）
东周时期，中国的都城再次东迁，其主要原因是防范西北方向蛮夷（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但是东周以来，礼崩乐坏，分封制瓦解，通过战争兼并最后只留下七个诸侯国。战国时期各国都城营建有以下特征。
都成选址依托于经济生产，从生产技术上来讲，各国都城的选址尤其注重冶铁方面的考量。比如齐国临淄，魏国大梁依托于发达的商业手工业聚集，秦国都城咸阳依托于关中和成都平原的的农业生产供给，然后再依凭商鞅变法建立的高效的官僚体系，国家财政体系和动员能力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出于军事需求而驱动迁都，比如秦国奉行东进战略，其都城从雍城不断动迁最终定都于咸阳，隔函谷关与东方六国对峙。楚国则从都向东迁往寿春是为了防御秦国的东进，以减少军事威胁。
秦国都中王宫与其他城市职能区的规模比较相较于东方六国差别明显，这从侧面反映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其国家集权程度要高于东方六国。
图4 图5
秦汉，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秦朝定都咸阳，西汉定都长安，虽然两地有所差别，但距离相距其实并不远，用今天的城市群逻辑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将其视为同一城市。咸阳和长安作为秦和西汉的国都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两个城市都位于关中地区，再加上临近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关中平原的农业经济可以支撑国都城市群落和帝国中枢官僚体系粮食和财政供给。
2：秦汉都选择在关中定都，有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西周分封，天下共主，就是定都于关中，秦汉有确立正统性方面的需求。
3：关中地区地理位置从军事角度来讲，便于固守，南北和西面都有天险可守，东面出潼关就是洛阳和华北地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北方尤以华北地区为中心。所以秦汉采取了政治，军事和经济重心错位分布的一种方式。通过关中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控御国家的经济重心区域。秦汉两代都曾将地方的豪强大规模的迁往关中地区，尤其是关东地区，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关东地区形成抗衡中央的政治力量。但是从西汉后期开始，关东地区的豪强逐渐兴起，形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不断和国家中央博弈，导致西汉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除了豪强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外，最重要的因素是随着长安都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官僚体系的臃肿，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不能满足国都城市的经济供给，西汉后期，皇帝曾率领百官去往洛阳易都而食。所以东汉建立后就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往洛阳，以洛阳为都。这既是东汉皇室和中央政府与豪强之间的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都作为国家最大城市集群需要更大规模农业经济供给的客观需求。
秦咸阳（图6） 西汉长安（图7）
东汉洛阳（图8）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去中原，汉人政权南迁，定都于建康（今南京）南朝政权虽有更替，但政治中心稳定。所以这一时期南方因为政治相对稳定，得到了开发，为后来经济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北朝少数民族政权更替频繁，不同政权有不同的政治中心，但长安和洛阳一直文化正统的所在地，也是北方政权梦寐以求的定都所在地。这一时期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出现向中原迁移的趋势，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必须进行封建化改革，以此来确立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为了学习中原文化，推动自身的封建化，少数民族一旦建立统一政权就会尝试将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往…中原。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以洛阳定都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北魏孝文帝迁都（图9）
隋唐两代定都于长安，是因为隋唐两代的皇室和国家统治阶级的核心是关陇集团，他们更多的继承的是西魏北周的政治遗产。关中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区域，另外处于军事角度的考量，长安相较于洛阳也更有利军事上的防卫。隋唐两代长安规模极大，长安是当时世界性的都市，所以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隋朝开通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输送至洛阳，再由洛阳输送往长安，所以洛阳的地位就尤其重要，为此隋唐两代实行两都制，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中国政治中心因为农业经济供给的问题以此开始了不可逆的东移趋势。除此之外隋唐两代长安的营建严格遵循功能区的划分，都城之中商业区域和民居区域严格划分，实行市坊分离制。
唐长安城平面图（图10）东都洛阳城平面图（图11）
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周期中的第三个大分裂时期，宋为汉人政权，辽，西夏，金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定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位于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因为两朝的核心区域在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所以定都相对靠东。两宋时期都城功能区的划分没有隋唐两代严格，城市之中商业区和民居区交错分布，打破了城市之中商业经营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市坊分离制被打破，城市之中的市民生活更加丰富。自两宋以后，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更加注重了市民生活职能建设。辽和金统治区域既包含了北方草原地区，也包含了中原北部的汉地，所以国家治理就采用了一种双元体制，比如辽就采用了南北面官制，金在初期也模仿辽制，采用二元体制治理国家。伴随着辽和金在中原地区的扩张，两朝的政治中心也逐渐由草原地带向中原汉地转移，为此两朝设立五京制，五京制是北方草原帝国相南方汉地扩张过程中，为了建立多元治理体制而形成的一种都城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曾先后成为辽和金的五京之一，北京是辽的南京，是金的中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金的统治中心区域更深入中原地区。辽宋夏金开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愈发起到重要的作用。
北宋都城开封（图12）
辽五京制（图13）
元朝室友崛起与中国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建立，元朝定都于北京，是因为北京处于草原游牧板块和中原农耕板块的交界地带，从帝国治理上来说能够更好的同时控御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更好的促进民族融合。所以北京自元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其根本推动力是民族融合。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农业经济可以通过运河直接供给北京，也为北京作为国都解决了经济方面的问题。
元明清北京（图14、15、16）
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职能规划和营建规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哲学，礼制文化，风水观念，军事防御等需求。其中政治与礼制是最为核心的原则，都城以宫城为中心，布局于整个都城的中轴线，坐北朝南。以宫城为中心，左右两侧设立国家祭祀机构，前面为朝廷政府机构，宫城之后为市场。建筑规模和形制按照等级划分，有严格的规定。都城城市职能区一般分为宫城、外郭城、祭祀区、军事防御区等。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和营建，即是国家政治权力通过空间的表达，更是中华文明宇宙观，伦理观的物质载体，不仅仅服务于实际功能，更是通过象征手法构建了“天下”文明秩序的文化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城市建设传统。
中国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互动和大一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源远流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转型，在继承传统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中国最终完场了近代化转型。 现代中国是一个包含了56个民族，9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东方大国。现代中国的版图之所以辽阔，是因为在历史的互动中，“中国”的含义和政治实体所指不断扩展和丰富，“中国”从小中国变成大中国，也从一个文化概念变成国家概念。中国的版图包含了不同的地理单元区域。这些不同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有明显差异，因此也塑造了不同的经济生活和人文生活。正是在这种多元的互动当中，中国孕育形成了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中国不同的地理单元包含了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上游的关中地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地区、荆楚地区、江东地区。珠江流域的岭南地区，西北的河西地区和新疆地区（古代西域）。北部的蒙古高原，东北地区。西南云贵地区，雪域高原地区，台湾地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不同的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实体和历史文明，并作为一种历史精神传承至今，其根本原因是不同地理单元内的经济生产和人文在几千年的不断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以中华礼乐文化为核心地位的一体化文化格局，然后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断强化塑造，最终形成了中国。下面我们就不同的地理区域单元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大一统）的塑造过程进行分析：
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先民在北方培育了粟。黄河流域早期的文化遗存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兼具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这说明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已经有密切交流。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起阶段的一体化趋势出现。中华文明进入国家阶段后，夏商两朝都定都于此，所以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了“中国”这一名称最开始所指的地区。夏商以后，至秦统一六国，中国进入封建王朝时期，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地区。这种核心意义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核心，也是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原地区孕育的礼乐文化一直是传统中国时期的主流文化。借助农业经济的扩展，民族融合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塑造的多重影响下，礼乐文化从中原地区沿着不同方向向外传播，不同的地理区域接受中原礼乐文化，中国就成为了东亚地区的轴心文明。
关中地区：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南部，地势平坦，由黄河和渭河共同冲击塑造了关中平原，远古时期，农业经济就已经扩展到此处，并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农业经济产区之一。西周建立后，定都于镐京，中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出现了西迁。这表明中华文明地核心地区已经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中上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修建了郑国渠使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农业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秦国以此为经济基础，通过变法强国最终统一中国。秦统一后，定都于关中咸阳，随后西汉与隋唐等大一统王朝都定都于关中长安，关中地区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核心区域。长安更是成为中国古代世界都市的代表。
巴蜀地区：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称之为巴蜀。长江三峡将其与长江中下游以天险隔开，所以巴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其内部由川西高原，成都平原和重庆山地组成外高内低的盆底地形。长江，岷江，嘉陵江穿流其中，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业生产。巴蜀地区在与中原夏商相同的历史时期孕育了三星堆文明。根据三星堆青铜文明考古，其文明程度不低于夏商的水平，并且带有夏商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特征。所以巴蜀地区是远古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推动了巴蜀地区农业水平的发展，也成为了秦统一六国的一大经济基础。因为巴蜀地区交通相对闭塞，所以巴蜀地区成为古代中原动乱，士人为躲避战乱而迁移的主要流入地，所以巴蜀地区自唐以后文化走向繁盛。巴蜀地区周边连接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儒释道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并行交融的主要地区。川西地区因为靠近雪域高原，是中原入藏的门户之一，明清两代持续对川西地区进行开发和控制，有效地强化了对藏区的管理控制，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东地区：江东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在远古时期，就孕育有河姆渡文化，在新石器时期孕育有良渚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良渚遗址的发掘中证实，良渚文化已经表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正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力证实下，中国史学者提出了与西方史学理论不同的文明判定标准。长江流域文明的先民培育了水稻，使中国早期农业形成了南稻北粟的种植格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孕育文明的先决条件。所以长江和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中原的礼乐文化和政权南迁。中国传统文化文脉得以保存。除此之外，因为南方地区气候适宜，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逐渐向南方转移，江南地区也成为了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的所在地区，为国家赋税和财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手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壮大，中国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因素和趋势。鸦片战争以后，因为江南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东南沿海一带也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产生交流的重要的窗口。
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包括了今天中国两广地区和部分东南亚地区。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范围之内，在明清时期岭南地区是中国较早接触到西方殖民势力和文化的地区。因为宋元易代和明清易代，岭南地区成为了汉文明向南洋拓展的中心，也正因此，岭南地区较早的接触到了西方文明，成为了中国近代早期接触西方的重要的窗口，因为内外矛盾的聚集，岭南和西南地区就成为中国社会内部大规模对西方近代侵略最早做出反应的地区，掀起了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宏大历史序幕。此外岭南地区靠近南洋，形成的海洋商业文化传统在近代有效地衔接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贸易，为中国和世界的沟通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河西地区：河西地区指的是今天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汉朝时期，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在河西地区设置四郡，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的版图。河西走廊的开通，成为了中原王朝遥控边疆的重要通道，对中国后来在西域地区建立统治和治理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地理条件。因此河西地区对于祖国的多民族大一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除此以外，魏晋南北朝和唐安史之乱时期，因为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很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士族迁往河西地区。当中原的礼乐文化受到破坏的时候，河西地区反而保留了中华文脉的传承，呈现出一片文化繁荣的景象，所以河西地区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域地区：新疆地区（古称西域）在汉朝时期，因为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和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互动联系。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将西域地区正入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因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区是中国的边疆地区，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有别于中原地区，对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构建大一统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地区：蒙古地区在中国的北方，它是由蒙古高原组成。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不管是作为大一统政权的内部互动还是分裂时期汉政权与民族政权的外部互动。主要的互动方向就来自于中原核心地区和中国北方自东北至西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的汉民族剧烈冲突与融合，带来的是游牧文化和中原的农耕文化的融合。这种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剧烈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华夷之辩向华夷一体的转变。发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有着广阔的平原和森林，物产资源极为丰富，东北地区是满清王朝的发源地。在古代，东北地区一直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组成部分。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统治机构进行治理。近代时期，因为中国国力孱弱，中国北方的沙俄割占了东北将近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的工业摇篮，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东北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生的共和国才能在朝鲜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声誉，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奠定重要的基础。
云贵地区：云贵地区位于祖国的大西南，是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为受制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治理很难深入。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加大了开发和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为稳定国家货币体系和财政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曾在大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促进了主流文化在云贵地区的影响，对构建国家和文化一体意识有重要影响。
雪域高原：雪域高原是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也是中国藏族的主要聚居地。藏族的先民是古羌族，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时期，西北的羌族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就产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史学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叫汉藏同源。青藏高原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它的经济生产和人文风俗和中原汉地有显著的差异，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当中，高原地区曾经一度建立过与中原王朝并立的政权。元朝时期，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王朝的管辖范围之内。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雪域高原已经深入地融合到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格局当中，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也成为中华民族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位于祖国的东南。在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台湾建立有效政权进行统治由来已久。元朝时期在台湾设立澎湖巡检司。清朝时期，郑成功击退了荷兰的殖民者，收复台湾。康熙时期，大陆收复台湾，结束台湾的分裂割据。近代中法战争之后，清朝在台湾设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分裂的祖国意图都是痴心妄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一国两制体制不断的成熟，为以后统一台湾就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核心精神，从文化层面来讲，中国形成大一统是因为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孕育了“天下”文明观，政治制度上来讲中国自秦以后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和官僚政治，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主要形式（有别于西欧作为封建制下封君封臣制到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过渡）。所以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不是由自然地理塑造的结果，而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不同层面克服了中国多元地理格局的局限性而塑造出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今天中国的现代文明是继承了传统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遗产，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且只能建立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之上。
东西文明的互鉴（文化交流）问题
在世界历史上，东方和西方都形成了轴心文明。但是在古代，因为受制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两个轴心文明都是在各自的区域内独立发展，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随着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和交通条件以及地理知识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轴心文明逐渐产生了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在后来发展为了极为密切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对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东西文明的互鉴，具体是指中国与西方之间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古典时期。第二，中古时期。第三，近代时期。在古典时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是比较有限的。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鉴，主要是中国的科技成就借助阿拉伯人为中介传入西方，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影响。在近代时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体现在西方主导了文明的交流过程，借助新航路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西方国家将西方近代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文化交流也呈现出西方居于强势和主导的地位。
在古典时期，西方文明处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时期。中国处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这一阶段，在中国的主导下，丝绸之路开通，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主要的通道。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借助于沿线的商贸和商人群体产生了间接性的交流为主要形式。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这是最早的东西方之间产生直接交流的历史事实。中国的丝绸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欧洲，成为了罗马上流社会的身份符号，罗马人也把中国称之为“丝国”进行浪漫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技术借助阿拉伯人之手传入西方，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推动了欧洲的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借此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进程，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转型和整个世界历史的形成。火药传播到西方之后，推动了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欧洲的贵族骑士阶层由此没落，封建制度由此走向衰落，也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到欧洲之后，对欧洲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技术物质载体，对于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影响。所以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整个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文明互鉴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近代新航路开辟以后，东西方之间便由之前间接的联系变成了直接的互动和联系。这种互鉴总体来说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但是互动互鉴和影响是双向的，所以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首先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学东渐是建立在新航路开辟后建立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中介是来华的西方的传教士。西方的传教士借助商贸往来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的自然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积极接触西方文化。但是这一时期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有限，还不能够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和颠覆。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主要是基于西方在中国的殖民入侵。因为战争的失败，中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所以开始主动的自发的向西方学习，学习过程和内容内容经历了从科技，制度最终到思想文化，程度越来越深。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的冲击越来越深重。这一阶段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媒介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借助新媒体。比如报刊，书籍等。清政府自洋务运动起也开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通过留学的方式将西学进一步引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主要依据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入侵的背景之下，西方向中国输入文化意识形态其目的是辅助殖民侵略。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西方的文明的先进之后，转而向西方进行学习，以挽救民族危机，同时实现向近代国家社会的转型。
东学西传，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反方向的交流和借鉴。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反方向的被传入西方。尤其是18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甚至成为了欧洲启蒙思想的重要的源头之一。比如西方的启蒙学者利用中国的自然哲学观抨击教会的封建神学统治。利用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批判西欧国家普遍实行的重商政策从而产生重农学派。但是启蒙学者对中国文化也存在严重地误读。比如部分启蒙学者接触到了儒家的天人政治观就误以为中国是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忽视了中国政治是外儒内法的实质，中国的政治专制程度和西方相比，尤其是和当时的法国相比，远远高于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孟德斯鸠就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当时启蒙运动时期对中国的过分推崇提出了批判和质疑。
人类文明的进步除了依赖区域内部自身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外，区域之间的文明交流或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深入地嵌入全球化之中。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互动也很密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打开怀抱，拥抱世界，拥抱全球化，所以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基于平等的尊重的互鉴的文化文明心态。中国是世界大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的轴心文明之一，中国现代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和世界的交流互鉴，同时中国也不应该规避对人类文明，世界文明发展进步所应承担的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现代中国在实现自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模式蓝图，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分析（历史周期律）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明时代，出现了众多的王朝更替，也经历了几轮的分裂——统一的循环周期。西欧自公元8世纪左右确立封建制度到十五六世纪封建文明开始瓦解并实现向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成功转型。而反观中国，两千年来王朝更迭频繁，还经历了三轮大周期的分裂——统一的循环，但是社会结构却极其稳定。1840年以后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殖民国家的侵略，中国才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了向近代社会和文明的转型。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王朝兴衰和分裂——统一的历史周期循环。为什么这种王朝的更替和分裂——统一的历史循环反而导致了中国两千年来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而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在十五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自秦统一六国而确立。秦汉大一统之后是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之后中国在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融合的历史驱动力下，隋唐重构大一统后将中国的封建王朝文明推向一个高峰，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的大分裂。蒙古人从草原南下定鼎中原建立元朝，中国又建立了大一统王朝，随后的明清两代中国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但是元清两代都是由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政权一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追求的终极目标，正是对这种目标的追求，中国两千年来克服了多元地理和民族格局的局限性，以农耕经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封建礼乐文化的方式塑造了大一统政治实体和文明形态。
中国王朝兴衰和分裂统一周期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制度因素，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和地位是世袭的，并且为了预防皇位的争夺，中国的皇位世袭采取了宗法性质的嫡长子继承制（少数民族政权有列外）。这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却无法保证君主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在君主制这种专制体制下，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就尤其重要。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宗法传统，并不能完全保证皇帝的个人能力和素养。其次是为了辅助皇权而建立的官僚制度，中国的官僚制度比西方国家起源早，发展更为成熟。所以和西方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王国相比，中国的封建王朝往往体现了更高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但是因为中国是君主制下的人治而非法治，所以官僚政治也是人治，因此官僚阶层和官僚体系的腐败就无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官僚阶层出现严重的腐化异常普遍。官僚阶层的腐化会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最终会影响到王朝政权的稳定，严重的会影响到王朝政权的法理性。除此之外，统治阶层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会因为官僚阶层的腐化而固化。中国历史经验表明阶层流动的通道必须畅通，这个通道制度性的体现为王朝的选官制度，人才选拔制度一旦失效失衡，阶层固化，社会就会积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在各方面综合运用的影响下，王朝就会出现崩溃。
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很多都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爆发农民阶级革命导致王朝的崩溃。形成阶级矛盾的核心因素是土地兼并。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兼并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私有属性的确立，土地一旦私有，买卖就成为合法的正常现象，在市场交易原则下，土地流转逐渐自然形成垄断集中。二是封建王朝赋税的因素，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将百姓编户齐民，向百姓征收赋税，赋税负担一旦加重，小农就容易破产，小农只能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在买卖的过程中如果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进行平等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有利于农民的，但是在封建历史中农民的土地买卖交易是很难依据正常的平等市场交易原则。地主官僚，土豪劣绅会凭借自身的特权，以不平等的方式手段从农民手中兼并大量的土地。这一过程同时伴生的就是国家官僚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的腐化。所以封建王朝的主流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和抑制土地兼并。其目的就是预防某同一阶层既垄断国家政治权利又垄断社会财富，从而威胁国家统治。此外封建王朝的国家社会治理也存在周期规律，王朝初期，注重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往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王朝中期，往往会推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土地兼并往往发生于这一时期。王朝后期，着重关注官僚集团的吏治腐败问题，社会阶级矛盾开始显现，国家为了调整生产关系，会进行改革。改革如果成功会缓解阶级矛盾，失败则会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吏治进一步败坏。官僚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会影响政治的稳定，比如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朝堂之上存在的外戚宦官乱政，朋党之争都会对国家吏治，皇权以及中枢制度的运行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这些问题不会直接导致王朝崩溃，但这些问题都是国家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判定依据，政治的不稳定，吏治的腐败再加上严重的统治危机（阶级矛盾）基本上就构成了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内部因素。
王朝兴衰除了内部的因素推动外，我们还要考虑民族融合的因素，中国王朝更替和分裂——统一周期还有一个推动因素是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互动）。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和动力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的角度分析。在中高纬度地区，不在周期性的小冰河纪，这种周期性嗯气候变迁对纬度较高的草原地带影响要大于纬度较低的农耕地区。所以寒冷季一旦出现，草原地带的民族就会南下进入中原的农耕地带，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军事上的剧烈冲突。少数民族如果成功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建立适应农耕地带的国家政权治理模式即汉化改革。首先从经济生产方式层面来分析。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因为中原的农耕经济生产力水平相对更高，少数民族往往容易被半农耕或彻底农耕化，由此建立一种农牧混合经济生产。少数民族一旦农耕化，就会改变游牧的特性转而定居，国家的基层治理就需要采取中原汉地的基层管理方式，实行编户齐民，进而建立专业的国家赋税财政体系，这样就会为政治上推行封建化的官僚治理改革奠定基础，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以后会在国家政治制度上模仿中原王朝的官僚政治体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以巩固统治。文化上为了证明入主中原的法理性，也会选择尊奉中国的礼乐文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魏晋南北朝还是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的游牧政权一旦进入中原地区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封建化，封建化程度越高，国家治理水平就越高，民族融合的就越彻底，也就越有利于随后的大一统的形成和稳固。如果封建化程度低，国家治理水平就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调和的效果就有限，政权也就不稳固，也不利于民族融合和大一统的构建。
中国近代国家政治的动荡则还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即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冲击。留待另一主题问题探究时进行分析。
中国明清向近代社会转型失败问题
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逐渐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经济上先后出现了自治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新航路的开辟、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文化上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政治上民族国家形成并孕育了近代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雏形。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明清易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工商业在明清时期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市镇经济，白银货币化，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壮大都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经济现象。并且明清两代虽然主流上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但是中国与世界并不完全隔绝，这一时期中国以辅助角色参与马尼拉贸易，已经是当时世界市场之中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因为全球贸易的联系发生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出现了大量不输于西方的近代化因素，但是我们最终并没有自发的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们才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炮火之下被迫地打开国门，被迫地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开始了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之下艰难曲折地近代化转型。下面我们就明清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社会一样的近代化转型（或者说转型失败）进行分析。
社会转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是一个多重因素塑造的综合历史过程。为了方便分析和理解，我们也可以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首先是政治层面。明清时期，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空前强化，大一统国家治理所依赖的官僚制度高度成熟。官僚制度的运行本身就依赖于高度程式化，更加依赖于既定的惯例。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作为封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的抵制变革，更加倾向于保守和注重稳定。所以随着明清君主专制的强化，官僚制度和官僚体系也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容易扼杀社会变革的新因素。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以陆权扩张为导向，所以明清时期，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防防御的主要侧重点是在大陆方向，对于海权的重视程度低，海权观念的缺乏和孱弱，必然导致以海权为基础的海洋贸易在国家治理中不受重视。
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是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自然经济的特性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这就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在国家和社会经济中处于次要的被抑制的地位。中国从先秦就确立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国家和社会经济主要以封建自然小农经济为主流形态，政府抑制土地兼并，对社会层面的商品经济和商业采取一种控制的政策。即使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但是并没有改变农业经济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国家的控制，使得土地作为封建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进行流转，反而是特权阶层凭借自身的特权进行巧取豪夺。这样就抑制了商业资本的自然积累。国家在工商业上的具体政策，比如，户籍制度，赋税制度等都不利于工商业的自由发展。除此之外，明清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和赋税制度改革，人口出现快速增长。人口增长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手工业。人口的过剩使得劳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幅度下降，所以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发展就缺乏技术革新的内在动力。对外贸易在明清时期受到严格的限制，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只能在朝贡贸易的体制下产生对外的经济交流，中国错过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历史时机。中国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建立了银本位货币体制，但是并未和国际货币体系接轨，金融发展的滞后性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
从社会思想文化层面来分析，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明清时期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但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任然深刻地影响工商业群体。同时期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都在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中国却依然延续重农抑商政策。这种理财观念和经济政策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拓殖，从而也就影响了中国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和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血缘伦理社会，中国古代的礼法法制传统进一步固化传统社会的这一特征。从而制约了中国社会对于个人权力的尊重以及契约观念的发展。
中国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等一系列近代化因素，但是中国并没有基于这些近代化因素而自主地实现近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的失败或困境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生产方式，制度传统和文化传统共同影响的结果。
东西方古代法制文明（文化）的比较
东西方文明在轴心文明形成的阶段，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的法制文化。东西方不同的法制文明对东西方文明的塑造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也使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冲击（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时期的不同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期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儒家以崇古主义的态度主张克己复礼，统治者以实行仁政进行国家治理为目标。法家则以历史进步主义的态度否定先王之制，主张变法改革，调整生产关系，用严刑峻法的方式进行国家社会治理。儒法在先秦时期巨大的差异和分野却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时代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礼法法制文化。下面我们首先对中国法制发展做一个梳理：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诞生。
魏国李悝变法，著《法经》
韩国申不害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以法治国，秦国国力大增，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这些变法都对各国内部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改革，国家治理弱化宗法血缘的影响，打击贵族势力，尝试建立专业的职业官僚体系依据法定的程序来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战国末的韩非子成为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提出了一系列法家的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秦国因为商鞅变法，厉行法治，最终统一中国，所以统一后的秦王朝依然延续了以法治国的传统。颁行统一的法典《秦律》严刑峻法，以法为教。汉朝建立后，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学为主流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并未消失，反而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在先秦时期完全对立的儒法两家开始出现了合流。 儒学的主流思想地位确立后，汉朝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儒家经典进行司法决断，称之为“引经决狱”，中国礼法的法制体系开始萌发。汉朝颁行的法典有《九章律》。
魏晋时期，国家律令的编著儒家化，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法制的核心依据。
唐朝时期颁行《唐律疏议》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形成，中华法系即礼法体系。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中国的礼法体系也成为了东亚地区诸国家的法制文化传统，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宋朝颁行《大刑统》
元朝颁行《大元律》
明朝颁行《大明律》
清朝颁行《大清律例》
中国法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礼法特征明显，因为儒家主流思想地位的影响，中国法制文化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就成为法治文化的显著特征。律例结合是中国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的法制主要集中于公法领域，所以刑法发达。私法薄弱，故而民法几乎欠缺，也欠缺对于人权和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制观念。除此之外，政府颁行的制，诰等行政文件也具有法律效力。中国之所以形成礼法传统，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无法摆脱伦理政治，家国天下的制度形态。故而儒家的伦理观念就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和社会治理，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因为传统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和文化体系，所以中华法系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法制文化。
西方的法制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古希腊城邦雅典因为形成了民主制度，所以城邦治理就更加依赖法制文明，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形成了法律至上的原则。马其顿时期，希腊哲学产生的斯多葛学派孕育了“自然法”理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后来这一法制理念被罗马法继承，在帝国的万民法阶段深刻地融入进罗马法制精神之中。
罗马法经历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公民法到万民法的发展阶段。《十二铜表法》是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罗马民法大全》是罗马法体系形成的标志。罗马法因为有民主和共和的传统，所以私法尤其发达，这也充分体现了希腊罗马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本质特征。除此之外，罗马法注重司法的形式主义，注重对个体合法权益的保护，罗马法继承发展了司法辩护和陪审制度。罗马法的原则和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欧洲近代法制文明。
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文明时代。封建庄园法，教会法，国王法。就成为中世纪欧洲法制文明的代表。
首先是庄园法，庄园法是日耳曼习惯法和罗马法的结合。中世纪的贵族庄园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单位。贵族在自己的庄园内享有司法的独立和自主权。这体现了封君封臣制贵族政治的典型特征。但这并不意味贵族在自己的庄园内拥有绝对的司法权。庄园内部的统治关系是依据于契约而形成，所以庄园主不得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庄园内部的司法裁决。日耳曼民族的同侪裁决传统也对庄园主的司法裁决权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其次是教会法，罗马帝国灭亡，但是欧洲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和老百姓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它既是社会道德的主要担纲者，也因为教权王权二元制结构，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生活。基督教天主教会为了维护自身在封建政治中的特权地位成立宗教裁判所，对思想异端进行审判。维护了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维护了欧洲的社会道德伦理秩序。并且教会还借此与国王进行权利争夺，成为制约王权的有力工具。中世纪后期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宗教异端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以及自然科学都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基督教和教会成为阻碍欧洲历史进步的因素之一，宗教裁判所也就成为了异端迫害的马前卒。
国王法出现相对较晚，国王法的形成和王权强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目的是强化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及加强中央集权和王权专制。国王法因此而成为了近代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的奠基。为此中世纪的欧洲国王设立王室巡回法庭以逐渐取代庄园法，形成普遍适用于全国的法律。在国王法发展的过程中欧洲逐渐形成了以英美和欧洲大陆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两大法系。
国王法推动了欧洲法制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制的转型。中世纪末期，罗马法出现复兴，资产阶级借助罗马法的精神和形式，发展出了近代资本主义法制体系：英美海洋法系（普通法系，习惯法传统），欧洲大陆法系（成文法系）。共同构成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法权制度。
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层面上注重分权制衡，其表现形式有三权分立即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由不同的权力机构掌握。在法律内容上，注重保护个人的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为了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以上就是对东西方法制文明做的一个比较。近代中国面对外来殖民的冲击和内部的近代化转型需求，中国的法制文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和趋势，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传统基于儒家的礼法宗法秩序的瓦解，法制层面西化倾向显著。但是中国近代的近代化转型艰难而曲折，法制的西化并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近代化转型任务。这是近代中国法制文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局限性。
重农抑商问题
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一直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王朝统治者对三者的态度和政策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春秋战国之前的三代时期，手工业和商业被官府垄断，称之为工商食官。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私营工商业，商人群体依靠经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有部分国如齐国靠国家经营工商业实现富国强兵，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而有些国家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如秦国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通过奖励耕战实现富国强兵并最最终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主流经济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明末清初新儒学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但这一主张并未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因为巨额赔款，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才开始模仿西方的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改变重农抑商的政策。
首先我们分析重农抑商政策的学派思想导向。重农抑商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中被明确表示开始于商鞅变法。这种经济政策体现了浓厚的法家思想的价值导向。儒家其实是重视工商业的，但是虽然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显学，但并不受统治者的青睐，封建王朝时期一直存在着两种经济思潮的博弈。法家思想因为符合了历史大一统和集权趋势，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因而法家的经济主张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大一统封建专制王朝推行的主流经济政策。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华文明在发源的初始阶段就是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为主导，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农业文明。其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转型，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国家财政的供养，所以伴随着政治集权的趋势加强，新的农耕经济模式，基层社会制度，赋税财政制度相继确立。自然农耕经济就成为了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基础。农业和农民在封建官僚政治制度转型后成为国家赋税和财政的主要来源。赋税和财政长期以实物为主，农民就必须附着于土地之上，限定于生产领域。农民依附于土地，也有利于封建王朝建立更加稳定的基层治理体系（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有序的运转。这是古代封建王朝以农业为本业的本质原因。
但是封建自然农耕经济有局限性，比如自然经济的特征是自给自足，再加上中国自然地理地形复杂，容易形成依托于地理环境的独立经济生产单元，进而出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割据，严重影响国家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其次是自然经济中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属性显著，所以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特别容易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土地被高度垄断就容易引发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
商业的本质是物品的流通，是互通有无，它可以打破地域经济的隔绝与限制，增强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促进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凝聚力，一定程度的克服自然农业经济的局限性。但是商业经济对于专制主义统治来讲也会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比如放任商业发展，首先会出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力的现象，在农业生产力没有出现巨大的进步之前，这种竞争对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破坏。其次地方或商人群体通过经商积累大量财富，凭借财富资本项国家政治领域渗透，会形成威胁专制主义的地方财阀。并且商人群体的财富主要以货币表现，货币是一种流动资产，国家对其进行赋税征收相较于农业经济需要更高的技术手段。为了克服自然农业经济的局限性，商业经济就成为了封建自然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所以商业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商业在社会经济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能够挑战农业的本位主义，商业的发展必须控制在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就是重农抑商政策作为专制主义封建王朝的主流经济政策的原因。
所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抑制商业的实质是抑制商业范畴内的市场经济成分，国家和政府经常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对商业的发展进行干预，甚至是直接经营某些重要的产业，以此来增加政府的财政输入。所以近代诞生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下的国家垄断经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不同经济政策主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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