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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绍兴市高考科目诊断性考试（绍兴一模）
高三语文作文 写作深度指导、素材积累、范文欣赏
作文题目
孔子说“巧言乱德”，荀子却说“君子必辩”。本卷两则文言文阅读材料指出了论辩的价值与危机。
修辞立其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会遭遇这类“言说”的问题。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写作指导
背景解读
这次绍兴一模的作文题目体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归教材的风格导向。《修辞立其诚》是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的课文，这提醒我们复习时不能将课文一概抛之脑后，不然对作文题目的理解可能就会有失偏颇。
在这里我们也带大家重新回顾一下《修辞立其诚》这篇文章。《修辞立其诚》是张岱年先生针对当时学术浮躁、言论矫饰之风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主旨如题，即为“修辞立其诚”。那该如何进一步阐释“修辞立其诚”呢？我们不妨看作者的原文：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三个层次：第一是名实一致，要求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一致；第二是言行一致，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第三是心口一致，也就是我们口中说的要和心里想的一样。
《修辞立其诚》的观点不仅是知识点的罗列，也可以成为完整的体系评价工具，在后续的分析中，反复使用以上三个层级作为衡量的标准。
而我们仔细想想，在我们从小到大学过的语文课文中，强调论辩的文章又何止《修辞立其诚》一篇文章——《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告诉我们论辩可以是跳出固有认知的思辨游戏，在看似诡谲的问答中碰撞出哲理性的思考；《唐雎不辱使命》告诉我们论辩可以是捍卫尊严与立场的利刃，坚持正义，心怀勇气，便能在强权面前守住底线、达成使命；春秋战国的谋士们纵横捭阖游说于诸侯，而后世的多次学术之争也离不开论辩的参与。如果能把这些学过的课文作为素材，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考场写作的。
同时，我们在解析材料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带有“矛盾观”的视角，看到孔子与荀子两者间形成的“哲学张力”，从而提供辩证的思考锚点。
如何立论与确定结构
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观点对立与思辨的作文。我们要抓住“巧言”与“立德”，也就是“文”与“质”之间的矛盾，但更加重要的是，突破表层的对立进行更加深层思辨，走出“既要又要”的套路化理论，真正找到深刻的观点。
首先，一定是挖掘矛盾双方的本质属性，界定好核心概念，明确讨论的范畴。文的表层意是什么？深层义是什么？有怎样的文化内核与意象属性？质除了内涵、表意，是否还关乎人的真诚情感，事物的根本规律？
其次，我们一定要学会跳出“孰轻孰重”的二元论，聚焦辩证统一的过程与落脚点，极端化，同时避免“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只重文而轻视质，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只重质而弃文，又会因为表达的粗糙发生什么？
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修饰与限制。引入现实纬度，增强矛盾的时代意义。这个现实背景包含太多，可能是微观个人层面的沟通社交，可能是中观文化社会层面，也可能是国家叙事层面的传播与交流。这些都影响着观点的限制词与准确性。
矛盾对立是永恒的作文母题，但每个题目都必然包含独特性。所谓扣题，不是套路的搬弄，而是切题精准，一击必中。
在不断假设和发问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立论方向：“文质彬彬”，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两者的比重与程度，也随着语境与需求动态化变迁。
在结构层面，这样的思辨要求高的文章，必然不适配并列式的僵硬列举，以递进为大分类的结构比较适合。此处仅举代表性的一种方式：
1. 材料切入，提出中心论点
2. 主体部分（包含概念解释，问题分析等）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假设a大于b，b大于a分别有什么效果）
3. 更深层次的挖掘，可以包括关系的阐述，本质的挖掘，现实的联系，哲学等概念的引入，方法论的提出，对公众的呼吁
4. 结尾
题目逐句解析
——巧言乱德
“巧言乱德”一词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小事上不忍耐，就会扰乱了大的谋略。孔子围绕言与德进行过一系列的思考，比如他也曾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者，仁德便稀少）“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憎恶用巧言善辩颠覆国家的人）。《论语》中记载了他人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在别人认为孔子的弟子冉雍“仁而不佞”（具备仁德但不能言善说）时，孔子却以为靠伶牙俐齿压制他人终将遭人厌恶，冉雍这样“不佞”才值得赞赏。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士阶层崛起，言辞成为纵横捭阖的工具，部分人则以虚饰言辞谋取私利、混淆是非。孔子提出此说，正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批判，也为君子修身与社会治理确立了言说准则。
所谓的“巧言”是不真实的虚饰之言，其目的为取悦他人、谋求私利，而非阐明道义、传递真诚。“巧言”在内容上违背了“辞达而已矣”的原则，用富丽辞藻掩盖事实空洞，割裂了言与行的统一。当然，孔子反对的不是言辞能力本身，而是以巧害诚的假惺惺。他对言语的态度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的是“慎言”而非“无言”，这也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展开思辨的可能。
而“巧言”对“德”的破坏，也可以分成个人与社会的层次分别来讨论。在个人层面，“巧言”的言不由衷无疑是对“修辞立其诚”的背叛，而“诚者，天之道也”，失诚即失德之根本。朱熹曾注解“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就是说夸饰的言辞会导致言语与德性脱节。在社会层面，“巧言”易瓦解人际层面的信任，让人提防口蜜腹剑的可能而不复原先淳朴自然的交往。当“巧言”取代“正言”，便会出现“紫之夺朱、郑声乱雅乐”的乱象，甚至引发“利口覆邦家”的严重后果。
“巧言乱德”的本质，是语言工具性对价值性的颠覆。语言本应是心之声、德之表，当它沦为逐利的技巧和惑众的手段，便失去了沟通真理、凝聚共识的价值。当我们回归语言的本质，就能发现言说的价值不在于 “如何说”，而在于“为何说”与“说什么”。
回顾现实，我们也会发现不少“巧言”现代性的表征：流量至上的逻辑驱使自媒体罔顾事实制造噱头，标题党层出不穷，“定了！”“时刻关注！”类标题含糊其辞吸引点击，所谓的新闻学魅力时刻背后其实是消耗公众信任博取眼球的低劣交易。同样也有“顶级公关”偷换概念，看似回应舆情，实则规避责任。这种以巧避诚的言说，瓦解的是专业群体与商业机构的公信力，让公众对权威表达产生普遍质疑。政治学中有一种定律叫做塔西陀定律，指的是当政府部门或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或假话，做好事或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一旦政府的“巧言”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那我们离塔西陀陷阱便也不远了。
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整合为“定义-本质-危害-现代启示”的递进结构逻辑链条，提示着我们在行文的论证与梳理方面，在内容丰富的同时，也要注意段内小层次的清晰。
——君子必辩
这次前卷的文言文非常贴心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辩”的两则材料，所以我们不妨先回到材料来看。
首先第一则来自徐干的《核辩》：
俗士之所谓辩者，非辩也。俗之所谓辩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苛美其声气，繁其辞令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以故浅识而好奇者，见其如此也，固以为辩，不知木讷而达道者虽口屈而心不服也。
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非谓言辞切给而以陵盖人也。故《传》称《春秋》“微而显，婉而辩”者。然则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谕，疾徐应节，不犯礼教，足以相称。乐尽人之辞，善致人之志，使论者各尽得其愿而与之得解其称也，无其名；其理也，不独显。若此则可谓辩。故言有拙而辩者焉，有巧而不辩者焉。
君子之辩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岂取一坐之胜哉！人心之于是非也，如口于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调膳则独美，而与人调之则不美也。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已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苗言苗辩则小人也。
孔子曰“巧言乱德”，恶似而非者也。
徐干在本文中对俗士之辩与真正之辩、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进行了区分：俗士之辩只是利口者的逞能，他们刻意美化声气、繁复辞令，不顾是非曲直，只求言辞不穷、务求必胜，只能让浅识好奇者误以为是辩，却无法让木讷达道者心服；而真正之辩的核心是求服人心而非屈人口，它善于分辨事类、明确处置，言辞简约、疾徐合节且不违礼教，能倾听他人言辞、体谅他人心意，让论者各遂其愿、解开疑惑，即便言辞看似拙朴也不失其辩的本质，反之巧言令色者未必是真辩。君子之辩以明大道之中为追求，不执着于一时胜负，对待道理不分彼此，若他人所言合于正道便不再强争；小人之辩则违背此理，即便遇到他人的正确观点仍妄言强辩。
第二则材料来自《荀子·非相》：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导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荀子认为君子必辩，因为凡人无不乐于言说自己认同的善道，而君子对此尤为热忱；辩论的核心在于内容的正邪，小人之辩宣扬险恶之言，君子之辩则始终紧扣仁道这一根本。合乎仁道的言论意义重大——它既可以是源自上位者用以引导百姓的政令，也可以是来自下位者用以效忠君主的谋救之策。因此君子践行仁道，行事安于仁道，也乐于言说仁道。同时，论辩有着明确的层次之分，纠结于细枝末节的辨析不如揭示事物的端倪，揭示端倪又不如紧扣事物的本分与根本。
从时代背景看，相较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战国中期的百家争鸣更趋激烈：诸子蜂起，各执一端，墨家、法家、名家等学派以雄辩之言争夺话语权，部分学说“不合先王，不顺礼义”却能蛊惑人心；而儒家内部竟出现“不好言，不乐言”的腐儒，将孔子“讷于言”的观点绝对化，导致儒家正道在论辩中逐渐失语。荀子提出“君子必辩”，既是为了以辩破斥奸言、捍卫儒家义理，也是以言说推行仁道的社会责任担当。
综合以上两则材料，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强调“君子必辩”，不是单纯的好辩，而是因责任而辩。
一是捍卫真理的责任。面对邪说乱国之象，君子若默而不言，便是对真理的背弃。荀子主张“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认为论辩是纠正谬误的唯一途径。
在中国古代逻辑学里，谬误被称作“悖”，包含使人困惑、违背常理的含义。而诡辩，就是故意运用不合逻辑的推理方式，来论证某个观点成立的行为。“白马非马”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诡辩命题，提出者是名家的公孙龙。他的著作《公孙龙子·白马论》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命题的论证过程：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马”这个概念是用来界定事物的形态特征，“白”这个概念则是用来描述事物的颜色属性。描述颜色的概念和界定形态的概念本质上不同，因此，同时包含颜色和形态双重规定的“白马”，与仅界定形态的“马”，自然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公孙龙的论证看似层层递进，实则陷入了荀子所批判的“惑于用名以乱实”的诡辩陷阱。他刻意割裂名实的对应关系，将“马”这一反映事物共性的“共名”，与“白马”这一限定具体属性的“别名”绝对对立，忽略了“白马”作为“马”的类属本质。但名称的制定本是为了“明贵贱、别同异”，需遵循“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则，既需要承认概念的差异，但更应该坚守概念与实在的对应关联。这种诡辩的危害在于，它通过混淆概念的层级与边界，扰乱人们的认知，可能导致“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乱象，这正是君子必须挺身而出的缘由。君子之辩，绝非纠缠于概念的文字游戏，而是以正道为准则，用清晰的逻辑梳理名实关系，揭露诡辩中“用名以乱实”的谬误，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联系。
二是传播仁道的责任。“君子辩言仁”，论辩的终极目的是传播儒家的礼义之道。荀子认为“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而辩说是“心之象道”的载体。唯有通过清晰论说，才能让“仁”“义”等抽象德性转化为可践行的准则。这其实也是启蒙大众的责任：战国时期民智未开，易受“妖辞”迷惑，君子之辩需“质请而喻”，将深奥道理转化为易懂言辞，避免民众陷入认知误区。
而荀子在《荀子·正名》中也提出了他心目中“君子之辩”的准则：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袄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三者共同构成君子的言德、听德和辩德，体现了荀子对道德修养与理性辩论的重视。“以仁心说”要求论辩的出发点必须是仁爱之心，而非谋利、媚权或炫技。小人之辩“言险”，以诡诈求胜；君子之辩“言仁”，以道义为本，正所谓“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要求我们倾听时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不预设偏见；辨析时秉持公正立场，不偏袒一方。而我们的言辞应该做到“文而致实，博而党正”，言辞有文采却不浮夸，内容广博却不偏离正道，而非“巧言”的“辞胜于理”。
所以，“君子必辩”的本质，是以语言的价值性引领语言的工具性，实现“言”与“德”的高度统一。与“巧言乱德”将语言异化为逐利工具不同，君子之辩需要坚持“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的统一：论辩者首先要内心认同并践行礼义之道，这是“诚”的根基；言说必须忠实于内心的认知，不刻意迎合或隐瞒；言辞表达需服务于思想传递，避免以辞害意。
同时，责任从云端走向现实，也需要我们遵循方法论的行动。所谓“责任”之下，一定有更多细分，比如“服人心”的目的论，“言仁”的价值观，“以仁心说”的主体修养，“不烦而谕”的表达原则等等。方法论的提出不是大而空的，而是细分、具体、可落实的。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催生思想繁荣，古希腊辩证对话奠定理性传统，理性论辩是文明进步的引擎，而时至如今，我们仍然需要“君子之辩”来立诚明道：在专业领域，我们需要学术争鸣，在严谨的理论辨析中碰撞真理的火花；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发生时，我们需要专家及时、正确地科普发声，勇于“吹哨”；面对复杂的社会议题，如AI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各方人士围绕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展开论辩，为人类探索何去何从的方向。
关系建构
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那样，“巧言乱德”的本质是语言工具性对价值性的颠覆，而“君子必辨”的本质是以语言的价值性引领语言的工具性。所以语言工具性本身并无善恶，其走向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价值引领。“修辞立其诚”则为言说设立了边界：无诚之辩为“巧言”，有诚之言方为“君子之辨”。
“巧言”与“立德”代表着言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但之间远非简单的善恶二分。他们展示着言说行为内部“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向博弈。“巧言”的本质是工具性压倒价值性，可能导向信任的瓦解与是非的混淆，使得公共话语空间沦为霍布斯口中“所有人岁所有人的战争”前夜，但这也不能够否认语言雕饰取巧在某些场合的作用。“君子之辩”坚持价值性对工具性的统摄与引导，契合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精神内核。而“修辞立其诚”正是化解张力，平和矛盾的准星。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到“诚”？这是一个略显抽象的问题。“诚”的起点是内心的澄澈与坚定，在使用语言工具前，让言说的动机从悦人、谋私回归明义、传诚。“诚”的实践需要做到言行统一，拒绝“言不符实”的虚饰，担起“言必可行”的责任。当然，个人能否做到“修辞立其诚”也和社会环境有脱不开的关系，因而，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营造鼓励说真话、鼓励理性论辩的良好风气，而非鼓吹巧言或干脆一言堂。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修辞立其诚”，让论辩的价值长久延续下去。
作文框架构建
Part1：开篇破题，亮出核心论点
简述孔子 “巧言乱德” 的警示与荀子 “君子必辩” 的倡导看似对立，实则共同回应 “言说如何立诚” 的千年命题 —— 前者戒绝无诚之语，后者倡导有诚之辩。从战国张仪的诡辩乱邦到当代 AI 编造虐猫谣言的风波，从孟子 “距杨墨” 的雄辩明道到钟南山抗疫科普的理性发声，古今案例无不印证：言说的工具性本无善恶，关键在价值性的引领。
真正的新时代言说，当以 “修辞立其诚” 为根本准则，拒巧言以守德，持诚心以明辩，在众声喧哗中筑牢真理与信任的根基。
Part2：巧言乱德——无诚之言的异化与危害
“巧言” 是语言工具性脱离价值性约束的异化产物，其核心在于以言辞技巧掩盖虚假本质，最终侵蚀道德根基、扰乱社会秩序，这正是孔子警示 “巧言乱德” 的深意所在。
从历史维度看，“巧言乱德” 是载于史册的沉痛教训。战国张仪凭借 “欺楚连横” 的诡辩，以 “商於六百里之地” 的空诺拆散合纵联盟，言辞虽巧却毫无诚意，终致诸侯战乱加剧，邦交伦理荡然无存。从当代视角观，“巧言乱德” 的变种不断涌现。部分网红编造 “农户滞销” 的悲情故事带货，用煽情话术掩盖牟利本质，透支公众同情心的同时，更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遭遇信任危机，扰乱了助农生态。正如光明网所指，“长、空、假文风” 背后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本质上就是当代的 “巧言”，会割裂社群信任。
巧言以 “术” 取胜，却因无 “诚” 失 “德”，无论是历史上的祸乱邦国，还是当代的误导公众，都印证了无诚之言对道德与秩序的破坏性。
Part3：君子必辩——有诚之辩的价值与力量
与 “巧言” 相对，荀子倡导的 “君子必辩”，是以 “诚” 为内核、以价值性引领工具性的正当言说，其目的在于明真理、传正道、解困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古代的 “君子之辩” 彰显着明道的担当。孟子为捍卫仁政理念，直面杨朱 “为我”、墨子 “兼爱” 的思想冲击，以雄辩拆解其偏颇之处，虽言辞犀利，却始终立足民生根本、坚守道德立场，既澄清了思想迷雾，更弘扬了儒家正道，成为 “君子必辩” 的典范。当代的 “君子之辩” 延续着守真的精神。疫情期间，面对 “新冠是大号流感”“喝板蓝根可预防” 等谬误，钟南山院士以临床数据、死亡率对比、传播力测算等硬核证据，展开理性辩驳，既以通俗表达回应公众焦虑，又用专业事实澄清认知偏差，用有诚之辩稳定了社会情绪。
君子之辩以 “诚” 为基，以 “理” 为据，无论是古代的思想争鸣，还是当代的科普、学术论争，都展现出有诚之辩明真理、聚共识的强大价值。
Part4：诚是言说的价值锚点，巧言与善辩的本质分野在此
“巧言” 与 “善辩” 的核心差异，不在于言辞技巧的高低，而在于是否以“诚”为内核 —— 巧言是工具性颠覆价值性的异化表达，善辩是以价值性引领工具性的正当实践。有无 “诚” 的价值锚点，决定了言说究竟是惑众乱德的工具，还是明道传理的载体，这是跨越千年的言说伦理标尺。
Part5：诚与辩的坚守，是破解当代言说困境的关键
流量逻辑与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言说乱象，唯有以 “诚” 立言、以 “辩” 破惑，才能遏制信任崩塌的危机，回应时代对理性表达的渴求。
众声喧哗之际，沉默是对乱象的纵容，无诚之辩是对真理的伤害，唯有坚守诚的内核、善用辩的力量，才能为言说生态注入清流。

Part6：以三重修养践行诚，成就立诚善辩的言说者
“诚” 并非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贯穿心、言、行的实践功夫，需通过内修、外践、共建的三重路径，将 “修辞立其诚” 转化为具体行动。
内修其心，要践行孔子 “言思忠” 的准则；外践其行，要恪守 “名实一致” 的底线，让言辞与事实、言论与行动高度统一；共建其境，既需个体主动远离情绪攻讦的圈层，选择理性交流平台，更需社会完善护诚机制，为有诚之言保驾护航。
三重修养让 “诚” 从伦理理念落地为可感的言说习惯，连接起不妄言与 敢善辩的桥梁。

Part7：结尾升华，呼应时代使命
升华主题、发出号召：言说的本质是心灵的沟通与真理的传递，技术会迭代，潮流会变迁，但 “诚” 的内核永远不会过时。当代青年当以 “诚” 为笔、以 “辩” 为剑，拒斥巧言的诱惑，扛起善辩的责任 —— 在网络发声时坚守事实，在公共讨论中秉持公心，在专业领域里敢于较真，让君子之辩成为新时代的言说主流，用有诚之言凝聚人心、照亮前路。
素材积累与运用
【古文&名言素材】
1、《廉颇蔺相如列传》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
运用示例：
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与秦王周旋，维护国家尊严。 蔺相如在外交场合的据理力争，是“君子必辨”的生动体现。这种“辨”并非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守护比生命更重要的国家信义，此即为“修辞立其诚”中的“大诚”。 为信念而言说，是言说的崇高境界。
2、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运用示例：
“巧言令色，鲜矣仁！”面对社会上某些夸大其词的宣传或精心包装的“人设”，我们应怀有此份警惕，探究其言辞背后的真实动机。
适用角度：批判虚伪与浮夸的文风、话风，强调言辞必须以真诚的品德为支撑。
3、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 ——《荀子》
运用示例：
何时说与何时不说，是一种审时度势、明辨分寸的成熟。 在网络舆论场中，我们常被鼓励“大胆开麦”。但在信息尚不明确时，理性的沉默比轻率的言说更需要智慧。
4、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小窗幽记·集醒篇》
运用示例：
在“花繁柳密”的信息时代，身处“风狂雨急”的舆论场中，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以拨开迷雾、保持内心坚定站稳立场，这既是处世之方，亦是“立言”之基。
5、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林语堂
运用示例：
林语堂的智慧可供借鉴：“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用行动和事实本身来回应，比陷入无休止的口舌之争更有力，这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佳写照。
6、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马丁·路德·金
适用角度：沉默的代价与社会责任；沉默是对恶的纵容。
7、沉默比话语更接近本质。——周国平
运用示例：
周国平说：“沉默比话语更接近本质。”在网络舆论急于表达和辩论的今天，我们需要剥离喧嚣的表象，为心灵留白、接近沉寂的真相。
8、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人类学家赫塔·米勒
适用角度：对语言的警惕与自律
运用示例：
当语言可能异化为伤害、扭曲或敷衍的工具时，主动选择沉默，是对语言、真相以及他人的一种责任和保护。 正如赫塔·米勒所言：“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当公共讨论的焦点从“求真”滑向“求胜”，当语言沦为攻击的利器时，我们应有意识地退后一步，用沉默来对抗语言的堕落，进而守护表达的纯洁性。
9、对于一切不可说的，我应保持沉默。——卡夫卡
运用示例：
卡夫卡的箴言为“言说”划定了边界：“对于一切不可说的，应保持沉默。”此刻保持沉默并非出于懦弱，而是一种哲学上的清醒与敬畏，是在认知不足以支撑言语时，选择让实践上位去言说。
10、给无恶意的闲人作饭后的谈资，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鲁迅
适用角度：对充满窥私欲与恶意的公共空间的深刻批判；反省自身的言说是否是理性的建设
【事例素材】
1、苏格拉底为“必辩”付出生命
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法庭以“不敬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在审判中，他本可以运用修辞技巧博取同情换取轻判，但他拒绝了。他坚持用自己一贯的诘问法（辩证法）与陪审团辩论，申明自己“牛虻”的使命，宁愿选择死，也不愿背弃追求真理的言说方式。
适用角度：言说的风险与价值；君子以身殉道的“必辨”之心
2、魏征《十渐不克终疏》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魏征见太宗近岁颇好奢纵，恐其不能克终俭约，故上此奏章直谏。指出太宗有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的缺点，希望他改正这些缺点，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运用示例：
“修辞立其诚”的真谛在于，极致的真诚本就是最具穿透力的修辞。初唐名臣魏征，面对渐趋骄逸的唐太宗，并未选择以阿谀“巧言”作逢迎之态，而是冒死呈上《十渐不克终疏》一文。他据实对比太宗言行，以确凿的事实与凛然的态度，将逆耳忠言铸成利剑，直指其治国得失。这份奏疏之所以能击中帝王心防，正在于其超越技巧的表达，以灼灼真心与铮铮铁骨，践行了“君子必辨”的道义担当。可见，至诚之言，方能承载千钧之力，成就沟通之桥。
优秀教师作文
去蔽文辞藻饰，觅渡言说真如
正如《文心雕龙》所言：“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当巧言失德，文字意义坍缩成为时代症候，语言的严肃性被解构，意义的表达越发轻率。如何回归言说本真姿态，成为举足轻重的时代命题。
言说自有其不可轻弃的力量。荀子道：“君子必辩”。它让幽微的感悟得以昭彰，使个体的思考汇入集体的智慧长河。诗经比兴言志，论语立教化民。雅典街头的晨曦中，苏格拉底与真理对话；学园深处的廊柱下，柏拉图与永恒交谈。这跨越时空的言说，正是文明血脉得以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
然而，当论辩不再致力于“去蔽”与照亮，反而主动编织文字游戏的迷雾，则导致“巧言失德”的困境，失去了启迪智慧、探求真理的意义。辩论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学术领域曲学阿世，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讨好于时尚；写文章时喜掉书袋，以佶屈聱牙的辞藻营造疏离感，以凌空蹈虚的姿态掩饰虚无感，以天花乱坠的鼓吹营造高级感。”真理在修辞的狂欢中悄然退场。
在一遍遍的复制、再现和诠释中，言说对象反而隐身于迷瘴，事物本身的意义反被抹杀。
“真正的掩盖未必是沉默，也可以是喧嚣。”我们言说的事物逐渐剥离原语境，成为“热梗”“标签”“人设”这类衍生符号。巧言乱德，意义的消解首当其冲。而虚无带来的是糜烂，为了填充巧言的失心，我们的目光终将投向娱乐，在赫胥黎式的世界里狂醉。道德的漠视、共情的消泯、苦难的放逐，越来越轻佻的我们，也越来越易折易腐。
所以在价值虚无蔓延、是非界限模糊之际，“君子必辩”；在弱者失语、正义待申之时，“君子必辩”；在大厦将倾、万马齐喑之时，“君子必辩”。在荀子的震古烁今的“辩”中，言辞与真实的联系得以重构——于喧嚣中主动争夺定义权、于浮辞虚声与瓦釜雷鸣见守护意义之真；在“修辞立其诚”的神圣性箴言里，我们亦完成一场内在的返璞——“诚其意”言说的灵魂，“正其情”言说的温度。
以情感带动文辞，而不是用文辞矫饰情感；以思想丰盈巧言，而不是用巧言消解思想。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践行“为情而造文，非为文而造情”的创作本心，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让言说重新成为思想的忠实仆从，让言说回归“立文之本源”，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
刘勰有言，“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既已洞见巧言失德的危机，便更要坚守君子必辩的责任。去蔽文采藻饰，觅渡言说真如。在喧嚣的时代中，让丰赡的文采真正服务于明晰的思想，在意义的荒原重建精神的坐标。重建言说的神圣性，捍卫一种文字，一个文明应有的庄严与分量。
苦杏仁
二十世纪初，阿多诺在《文化社会与批评》一文中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样的论断，无疑是在叩问当时饱受摧残的欧洲人民：当话语不再能承受一个民族的伤痛，言说是否还有价值？我们是否应该像维特根斯坦所劝诚的那样，“对于不可说的，学会保特沉默”？
诗人保罗策兰坚信言说的价值。他在诗中“数着杏仁”：要把苦难数清楚，说出来。而在信息纷繁、浮躁当道的当下，我们似乎又一次对言说失去了信心。私以为，我们秉须重新审视言说的意义、论辩的动机——先立其诚，方立其成。
言说面临的危机，首为巧言。孔子云“巧言乱德，鲜矣仁。”当各色的动机、华丽的形式抹去真实，徒有其表的空洞辞藻，抑或阿谀奉承的虚伪，这样的两种所谓言说，无外乎是对内心的蒙蔽，是对理性的消解。放眼当下，网络空间里充斥的竞争性真相与公关话术，无不披言说之衣，行乱德之实。充斥谎言的气泡，在阳光下五彩斑斓，却也在微扰后粉身碎骨。
摒弃巧言，是真诚言说的第一步，是为了确立能一种能真正联结自我与世界的“君子之辩”。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将其视作自我切入世界的手段，激发个体的“第二次诞生”，我们藉此确认自我价值，并介入公共空间。辩论、批判和表达的碰撞、淬炼，正如乔丹·皮特森教授所说，使得社会有序而民主地运行。历史之中，鲁迅的铁屋之喻，从话语到实践，于乱世铿锵挽狂澜。言说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纵然有其局限，可正是这样不掺杂私利的论辩，唤醒沉睡在铁屋中的灵魂，试图撬动坚硬的现实，让言语真正从我所想，为世所用。
破巧言，拾真辨，最终的归旨，都在于立其诚——在信仰的危机之上，重建言说的意义。保罗策兰一生坚持只用母语写作。当刽子手的语言沦为罪恶的帮凶，他用一声对其清洗、改造和拯救，迫使它承载死者的记忆。苦杏仁一样涩口、破碎的吟咏，救赎着民族的精神。此间的“诚”，是对记忆的忠诚、内容的赤诚、方式的挚诚。古老的智慧穿越时空，仍是言说立世之根本。大巧若拙，大言若讷；先立其诚，方立其成。
在这首《死亡赋格》广为流传以后，阿多诺改变了文章开头他的观点而终于承认：“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
无法言说是可怕的，随意言说是失真的，放弃言说是胆怯的。言语是保罗策兰的苦杏仁，同样也是我们的。我们小心又谨慎地数着它们。不要放弃言说，因为我们曾在其中第二次诞生；同时，学会真诚的言说，因为那之中孕育着未来的可能。
“把我变苦，把我当杏仁来数。”
默以守仁 辩以明道
孔子有言：“巧言乱德。”荀子则说“君子必辩。”两者实质统一于仁道麾下——辩与不辩，核心在于言论是否符合“诚”的标准，而非沦为一时的口舌之争。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值得深思。
翻开论语，孔子笔下的君子大多是沉默的。对仁者的要求中，就有“刚毅木讷，近仁。”孔子本人也曾说过“予欲无言”，认为这正近乎天道的规律。“诚”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品质之一，如果只是用言论去修饰自己的内心，那么言论往往会沦为花言巧语，与诚的本质相背道而驰。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君子必辩？当春秋的礼乐被战国的虎贲踏破，稷下学宫不同学派的思想交锋正灼，若一直沉默下去，所持之道不为人知，解民倒悬更无从谈起。从墨子的反复陈说到孟子的滔滔雄辩，战国士人以言语为利器，既为弘道，也为济世。此时，辩，成了一种责任。
当然，辨与不辨的分寸历来难以把握。不辨的声音往往被历史长河淹没，恰如宣夜一说的淹没无闻。但善辩又易流为意气之争。欧阳永叔朋党之辩固然精彩，但却恰好暴露新政背后的党同隐忧，加速新政的破产。面对“修辞立其诚”的古老命题，昨日种种历历在目，今天的我们又当如何言说？
我们首先应学会在喧嚣中保持沉默，在发声前甄别信息。面对一则小道消息，我们如果能够停下思考几秒，就有可能制止谣言的发酵。如果不对他人的处境妄加评论，一场无形的雪崩或许就不会发生。然而，该发言时，我们也须勇敢“必辩”。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面对错误，应当以专业知识及时纠正、引导认知；而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对真相的歪曲，我们亦应“击鼓而攻之”。昔日面对国民政府的屠杀与无耻文人的污蔑，鲁迅先生以《纪念刘和珍君》长歌当哭，向世人揭示了真相与前路。此刻若沉默，或许能明哲保身，但发声，却能惊醒铁屋中昏睡的众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故而，不可不辩。
“辩”与“默”的取舍，终究要回归到“诚”的尺度。当情绪即将淹没理智，当辞藻华丽却内容空洞，我们不妨按下暂停键，扪心自问：言说是否文质相符？如果语言的形式压过了内容，我们亦应思考是否有言说的必要。这并非否定修辞本身，而是警惕语言沦为雕饰，失去与心灵的联结。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具备沉默的教养，怀抱明辨的勇气。以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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